科学与宗教有何关系？

早在1896年，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 出版了《在基督教中科學与神学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一书。20世纪上半叶，在怀特的影响下，用“战争”的比喻来描述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普遍。 西方文化的主流观点是（即使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在真理的求索中，科学与基督教不是同盟，而是对手。

为了说明这一点，几年前我曾与加拿大温哥华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 大学的一位科学哲学家辩论过这个问题：“科学与宗教是互不相关的吗？”当我走在校园的时候，我看见发起辩论的基督徒学生用大型横幅和海报作广告宣传，宣称“科学对阵基督教。“学生们持续着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在百余年前就持有的同样的战争心态。

然而，在本世纪的下半叶，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这个所谓的战争史是一 个神话。 正如萨克斯顿Thaxton 和皮尔西 Pearcey  在他们不久前的一本书《科学的灵魂》The Soul of Science中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兴起的1500年代和1800年代后期之间的300多年期间，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最贴切地描述为一个联盟。在19世纪后期前，科学家们通常是基督教信徒，他们认为科学与他们的信仰之间没有冲突－这些人如开普勒 Kepler 、波义耳Boyle 、麦克斯韦Maxwell 、法拉第Faraday 、开尔文Kelvin 等等。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这种想法是19世纪后期相对较近的发明，受到世俗思想家们精心的培育。这些思想家以破坏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主导地位为目标，并代以自然主义——其观点是自然界之外都不是真实的，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科学。他们非常成功地推进了他们的意图。但是20世纪下半叶时期的科学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科学与神学之间战争的想法过于简单。 现在，怀特的书已被视为一场恶作剧、一篇片面和歪曲的宣传。

现在一些人承认，科学与宗教不应该被视为敌人，但他们仍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应该被视为朋友。他们说，科学与宗教是相互无关的，它们代表两个无重叠的领域。有时您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口号“科学是论述客观事实的，宗教是讨论信仰的。”但是，这对科学和宗教都是低劣的漫画肖像。随着科学对宇宙的探索，她会遇到哲学性质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不能用科学来解决，但却可以从神学的角度阐明。 同样道理，说宗教对世界不能有实际的声明也是完全错误的：。 世界各宗教对宇宙及人类的起源和性质有各种相互冲突的宣告，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 因此科学与宗教就如两个相交或部分重叠的圆圈。在交叉的区域，对话发生了。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北美和欧洲，科学与神学之间蓬勃发展的对话已经在进行。 在热力学的历史和哲学会议观众面前的致辞中，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兰茨贝格 Landsberg 突然开始探讨他所论述的科学理论在神学上的含义。他指出，

为促进这种对话的众多协会，像欧洲科学与神学研究学会、科学与宗教论坛、伯克利神学和自然科学中心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最重要的是正在进行的由伯克利中心和梵蒂冈天文台主办的系列会议。在会议中，著名科学家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和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 联同著名的神学家如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 和沃夫哈特·潘内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探讨了科学对于 神学的影响。不仅有致力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对话的专业期刊，如《接合嵴》Zygon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透视》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更值得注目的是，世俗的期刊如《自然》Nature和《英国科学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也刊登了关于科学与神学相互关联的文章。邓普顿基金会将百万美元的科学与宗教的邓普顿奖授予杰出的综合性思想家，如保罗·戴维斯、约翰·波尔金霍恩、和乔治·埃利斯George Ellis ，为了表彰他们在科学与宗教中所做的工作。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对话在今天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设立了科学和神学的大学教授职位。

我分享这些是为了说明一点。 认为科学与宗教相互无关的人们需要认识到，天机已泄漏；我敢说几乎不可能再把它隐藏住。 科学和宗教发现，他们之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对彼此重要的贡献，那些不喜欢这情形的人们可以选择不参与对话，但这并不会关闭对话或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让我们共同探讨科学和宗教在真理的追求上结盟的方式。 让我提出科学与宗教六个方面上的相关性，从最普遍的开始，然后进入更特殊的。

1.在宗教提供的概念框架中，科学可以蓬勃发展。科学并不是人的天性。科学作家罗兰·艾斯利Loren Eiseley 强调，科学是“发明的文化机构“，它需要一种”独特的土壤“来蓬勃发展。 [1] 虽然科学的微光出现于古希腊人和中国人，但是现代科学是欧洲文化的孩子。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贡献。 正如艾斯利所说，“是基督教世界最终诞生了对科学实验方法本身的一种明晰、清楚地表达方式。” [2] 相比泛神论或万物有灵的宗教，基督教并不视世界为神圣的或为精灵的居所，而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设计并创造的一个自然产物。因此，世界是一个合理的场所来开展探索和发现。

此外，整个科学企业基于某些假设，这些假设不能用科学来证明，但是却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得到保证;例如：逻辑定律、世界外表的有序性、我们了解世界之认知官能的可靠性、科学的道德价值的客观性。 我要强调的是，没有这些假设科学根本不能存在，然而这些假设不能用科学方式来证明。 他们是哲学上的假设，有趣的是，也属于基督教世界观的重要成分。 因此，宗教科学有关連是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概念框架，科学能存在其中中。 更甚的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确提供了诞生和培育现代科学的概念框架。

2.科学能否定和验证宗教声明。当各宗教对自然界作了某些声明时，这就交集了科学领域，并实际上做了一些预测是科学研究可以验证或否定的。 让我各举一些例子。

首先是否定的例子。 有些例子是非常明显的。 古希腊和印度宗教认为，天是架在阿忒拉斯擎天神 的肩膀上、或世界是架在巨大海龟的背上。 这些观点是很容易被否定的。 但也有些比较不那么明显的例子。

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中世纪的教会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认为地球绕太阳运行，而不是相反的。根据他们对某些圣经经文的曲解，如诗篇93.1：“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中世纪的神学家否认地球移动。科学证据最终否定了这一假说，教会最终还是姗姗来迟的承认了它的错误。

科学否定宗教观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些东方宗教如道教和印度教的某些形式的声明：世界是神圣的，因此是永恒的。 在本世纪对宇宙膨胀的发现表明了世界决不是永恒的，所有物质和能量，甚至物质空间和时间本身，都是在有限过去的一刻出现的，在这时刻之前一切都不存在。 正如斯蒂芬·霍金在其1996年出版的书《空间与时间的性质》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中所说，“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宇宙和时间本身的起点是大爆炸。” [3] 但是，如果宇宙起源于大爆炸，那么它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和在存在上是有条件的，因此既不永恒，也不神圣， 犹如泛神论宗教所声称的。

另一方面，科学也可以验证宗教的声明。例如，犹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主要教义是，在某个有限时段之前，神从虚无中创造了宇宙。 圣经的开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因此，圣经教导我们，宇宙有一个开端。这种学说被古希腊哲学和现代的无神论（包括辩证唯物论）所否定。 然后，随着1929年宇宙膨胀的发现，这一学说戏剧性地被验证了。 物理学家约翰·巴罗Barrow 和弗兰克·提普勒Tipler 在其宇宙起源的演讲中解释，“在这个奇点，空间和时间出现；在这个奇点前确实什么也不存在，因此，如果宇宙起源于这样一个奇点，我们就真正有了（“无中生有”）的创造。“ [4] 出乎意料地，科学如此证实了这一宗教的预测。罗伯特·贾斯特罗 Jastrow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负责人，这样设想：

第二个对宗教信仰的科学验证是，伟大的一神论信仰声称世界是智能设计的产物。 科学家们原本以为，无论宇宙的初始条件怎样，宇宙最终将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看到复杂的生命形式。但在过去的大约40年左右，科学家们已经被他们的发现所震惊－在宇宙大爆炸时，使智能生命能在宇宙起源和演化所需要初始条件的平衡是多么复杂和微妙。 在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古典宇宙学、量子力学和生物化学的各个领域的发现已再三地揭示，智能生命的存在取决于物理常数和数量的微妙的平衡。如果其中有任何轻微的改变，平衡就会被破坏，生命也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为了产生智能生命，宇宙从起源开始就好像已经令人费解地被微调过了。如今我们知道，产生不让生命存在的宇宙的可能性是远远超过任何像我们这样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多多少呢？

答案是，宇宙能允许生命存在的机会是如此的微乎其微，以至于难以理解和难以估量。 例如，斯蒂芬·霍金曾估计，如果宇宙大爆炸一秒后宇宙的膨胀速度变小甚至十的十七次方分之一，宇宙会重新崩溃为一个热火球。[6] 戴维斯 P. C. W. Davies 计算出，适合于后来的恒星形成的初始条件（没有这些，行星不可能存在）的几率是小到一的后面跟着至少二十一个零。[7] 他还估计，只要重力或弱力的强度变化10100分之一，就拦阻了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8] 有许多这类的数量和常量在大爆炸时必须如此精密细腻的微调，如果这宇宙是要能允许生命的存在。 因此，不可能几率乘以不可能几率，直到我们的头脑里缠绕着难以理解的数字。

为什么这些常量和数量应具有这样的值并没有物理的理由。 前不可知论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评论说，“在我经年累月的科研工作中，我已经越来越强烈地相信，物质宇宙的组成是如此令人惊讶并存匠心的巧妙，我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个毛糙的事实。” [9] 同样，弗雷德·霍伊尔Hoyle 说，“对这些事实的常识解读表明，一个超智者在物理学中做了手脚。” [10]

发现为智能生命大爆炸的微调，就像是有人在戈壁沙漠中跋涉，绕行于沙丘，突然面对一幢如帝国大厦般的摩天大楼。 要建议这只是偶然恰巧拼凑成的是何等的不可理喻。 我们会发现－－在那个地方任何沙粒的排列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也是同样的不可理喻。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摩天大楼显示出随机排列的沙所不能展现的复杂性。 但是，为什么摩天大楼的复杂性让我们觉得特别呢？约翰·莱斯利说，这是因为摩天大楼的复杂性有一个显然的解释是随机排列的沙粒所没有的，那就是智能设计。[11] 莱斯利结论说，以同样的方式宇宙的初始条件为生命所进行的微调很明显的指向智能设计的解释。

因此，科学能否定和验证宗教的主张。

3.宗教可以帮助解决科学遇到的形而上学问题。科学对于解释有永不满足的渴求。但最终，科学会达到其解释能力的极限。 例如，在解释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宇宙中时，科学最终面临为什么宇宙本身存在的问题。 请注意，这不需要是一个关于宇宙时间起源的问题。 即使时空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仍然可以询问，为什么时空存在。 物理学家大卫·帕克Park 的反映是，“至于为何有时空，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科学问题，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回答它。” [12]

这里，神学可以帮助。 传统的有神论者孕育的神为一个必要的个体，他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是时空巧合世界的造物主。 因此，相信神的人拥有资源来满足科学对最终解释的渴求。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论据的形式，给出这个推理：

1.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解释（无论是其自身性质的必要性或外因）。

2.如果宇宙有其存在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神。

3.宇宙存在。

4.因此，宇宙存在的解释是神。

4.宗教可以帮助裁决各种科学理论。劳伦斯·斯克拉Sklar ，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曾说过，“采纳一宗科学理论而非另一宗，有时确实在非常关键的案例下，根据...哲学前提，就像根据有力的数据一样...“ [13] 尤其当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在观察和实验上相当，因此人们不能基于证据来决定；这时形而上学的考虑，包括宗教的考虑，开始发挥作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狭义相对论。有两种方式来解释狭义相对论的数学核心。 爱因斯坦的解释是，世界没有绝对的“现在”；反而现在是什么是与运动中不同的观察者相关的。 如果您和我相对彼此运动，那么我的现在不是您的现在。 但洛伦兹Lorentz 的解释是，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现在，但我们只是不能确信世界上的哪些事件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因为运动会影响我们的测量仪器。运动中的时钟走得比较慢，运动中的测量杆会缩短。爱因斯坦和洛伦兹的解释在观察和实验上是相当的；您不能用实验来裁决他们。[14] 但我想辩论，如果神存在，那么洛伦兹是正确的。下面是我的论据：

1.如果神存在，那么神存在于时间里。

这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真的与世界有因果的关系。 但，时间上的作用的原因必须存在， 不然在作用之前不然在作用的同时。所以神一定存在于时间里。

2.如果神存在于时间里，那么一位优越的观察者存在。

因为神超越世界，是世界上一切存在的原因，他对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观点。

3.如果优越的观察者存在，那么存在一个绝对的现在。

因为神是一个优越的观察者，他的“现在”是优越的。 因此，正如洛伦兹所言，绝对的现在存在。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 但我坚信，如果神存在，那么是洛伦兹派而不是爱因斯坦派的相对论是正确的。 很难想像宗教怎能比这样的影响科学有任何更大的作用来显示一个理论是错误的，而另一个是正确的。

5.宗教可以增加科学的解释力。当代世界科学观的支柱之一是，，从原始生命形式演变成更复杂的生物。 遗憾的是，目前新达尔文学说的合成对生物复杂性逐渐增加在解释上似乎有缺陷。 首先，新达尔文的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机制过于缓慢，难以独立的产生、有感知的生命。 在《人择宇宙学原理》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中，巴罗Barrow 和提普勒Tipler  列出了智人进化的十个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基于DNA遗传密码的发展、线粒体的起源、光合作用的起源、有氧呼吸的发展等等，每一步骤都是如此的不可能，即使在它发生之前太阳必须不再是主序星而烧毁地球。[15] 他们报告说：“进化论者之间已形成普遍共识：智能生命的进化就像智人对信息处理的能力一样的不可能的，它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整个可见宇宙中的任何其他星球上。“ [16] ，但是，若是果真如此，那么人们就无法不怀疑，为什么，除了对自然主义的承诺之外，我们应该认为它可以藉着没有帮助的巧合在这个星球上进化呢？ 第二，，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有问题来承担这不能简化之复杂系统的起源。 在他最近的一本书《达尔文的黑盒子》 Darwin’s Black Box中，微生物学家迈克·比希Behe 解释说，某些细胞系统如纤毛或蛋白质运输系统像极度复杂的微观机器，除非所有的部件齐全并功能良好，否则它不能运作。[17] 还没有人能了解在这个新达尔文合成的理论中如此不能简化的复杂系统如何能通过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来演进。 有关它们目前的进化理论所具有的解释力却为零。 然而，根据比希，有一个熟悉的解释足以说明这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在其他体统下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乃是智能设计。“地球上的生命在它最基本的层次上，在其最根本的组合成分上，”他总结说，“是智能活动的产物。” [18] 生物复杂性的逐步演变可以得到更好地解释，如果在这个过程后面有个智能的原因，而非只有盲目的机制。因此，有神论者有自然主义者缺乏的解释资源。

6.在一个有宗教意义的结论的论据中，科学可以建立前提。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在他对神存在的所有论点中总是假设宇宙的永恒，因为假定宇宙开始存在对有神论者来说一切都太容易了。“如果世界和运动有一个最初的开始，”他说，“，一些起因必须被清楚地设定为这世界和运动的起源”（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1.13.30）.此外，在中世纪，根本就没有观察和实验的方式来证明宇宙在过去的有限。 但是，在本世纪，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的应用和宇宙膨胀的发现似乎已经放进哲学的神学家怀抱中的，正是成功的辩论神的存在所缺失的前提。现在，他就可这样的争辩：

1.任何存在的开始都有一个起因。

2.宇宙开始存在。

3.因此，宇宙有一个起因。

前提（2）是一个在宗教上中立的声明，几乎可以在任何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文章中找到。 然而，它将无神论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牛津大学的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 极力主张，“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至少如果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必须相信...宇宙来自于无并产生于无。“ [19]

但这肯定是形而上学中不可能的。 从无中，什么也不能产生。 那么，为什么宇宙存在，而不是只是虚无呢 ？一定有一个起因产生了宇宙是合理的。现在，从事情的本质来看，作为时间和空间的起因，这个起因必须是非外因引起的、不变的、永恒的、非物质的个体拥有无法想像的能力 并创造了宇宙。此外，我认为，它也必须是关乎自身的。 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永恒的起因引起像宇宙这样的时间中的结果呢？如果起因是一个非自身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组合，那么，没有结果的起因根本就不能存在。 如果起因是永恒存在的，那么结果也会永恒存在。 起因是永恒的并且结果在时间中开始的唯一途径是：起因是一个自身的作用者，他自由地选择在时间里创造一个没有任何事先确定的条件的结果。 因此，我们被带到，不仅仅是宇宙的超然的起因，还有其自身的造物者。

这一切不是做一些简单和天真的判断，比如“科学证明神的存在。”但它是说明，在一个有宗教意义的结论的论据中，科学可以建立前提的真理。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六个不同的方法，在其中科学和宗教是彼此相关的：

1.在宗教提供的概念框架中，科学可以蓬勃发展。

2.科学能否定和验证宗教主张。

3.宗教可以帮助解决科学遇到的形而上学问题。

4.宗教可以帮助裁决科学理论。

5.宗教可以增加科学的解释力。

6.在一个有宗教意义的结论的论据中，科学可以建立前提。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和宗教不应该被认为是敌人或相互无关的。 相反，我们看到了几种方式，在其中它们能够有成效的互动。 这就是为什么，毕竟在今天，这两个学科间有这样蓬勃发展的对话。

• [1]

  Loren Eiseley, “Francis Bacon,” in The Horizon Book of Makers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72), pp. 95-96.

  Loren Eiseley, “Francis Bacon,” in The Horizon Book of Makers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72), pp. 95-96.

• [2]

  Loren Eiseley, Darwin’s Centur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8), p. 62. I am indebted for the Eiseley references to Nancy Pearcy and Charles Thaxton, The Soul of Science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1994).

  Loren Eiseley, Darwin’s Centur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8), p. 62. I am indebted for the Eiseley references to Nancy Pearcy and Charles Thaxton, The Soul of Science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1994).

• [3]

  Stephen Hawking and Roger Penrose, 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 The Isaac Newton Institute Series of Lectur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Stephen Hawking and Roger Penrose, 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 The Isaac Newton Institute Series of Lectur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 [4]

  John Barrow and Frank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442.

  John Barrow and Frank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442.

• [5]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 116.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 116.

• [6]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 123.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 123.

• [7]

  P. C. W. Davies, Other Worlds (London: Dent, 1980), pp. 160-61, 168-69.

  P. C. W. Davies, Other Worlds (London: Dent, 1980), pp. 160-61, 168-69.

• [8]

  P. C. W. Davies,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in Particle and Nuclear Physics 10 (1983): 28.

  P. C. W. Davies,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in Particle and Nuclear Physics 10 (1983): 28.

• [9]

  Paul Davies, The Mind of G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16.

  Paul Davies, The Mind of G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16.

• [10]

  Fred Hoyle, “The Universe: Past and Present Reflections,”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November, 1981), p.12.

  Fred Hoyle, “The Universe: Past and Present Reflections,”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November, 1981), p.12.

• [11]

  John Leslie, Univers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0, 121.

  John Leslie, Univers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0, 121.

• [12]

  David Park, The Image of Eternit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 84.

  David Park, The Image of Eternit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 84.

• [13]

  Lawrence Sklar, Space, Time, and Space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417.

  Lawrence Sklar, Space, Time, and Space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417.

• [14]

  Actually, this statement bears qualification; for as a result of the Aspect experiments verifying the predic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with respect to Bell’s Theorem, we now have substantial empirical grounds for affirming relations of absolute simultaneity between distant events, thus vindicating the Lorentzian interpretation.

  Actually, this statement bears qualification; for as a result of the Aspect experiments verifying the predic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with respect to Bell’s Theorem, we now have substantial empirical grounds for affirming relations of absolute simultaneity between distant events, thus vindicating the Lorentzian interpretation.

• [15]

  Barrow and Tipler,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pp. 561-65.

  Barrow and Tipler,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pp. 561-65.

• [16]

  Ibid., p. 133.

  Ibid., p. 133.

• [17]

  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 [18]

  Ibid., p. 193.

  Ibid., p. 193.

• [19]

  Anthony Kenny, The Five Ways: St. Thomas Aquinas Proofs of God’s Existen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66.

  Anthony Kenny, The Five Ways: St. Thomas Aquinas Proofs of God’s Existen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