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欧洲基督教护教士的建议

1983年，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晋升为圣母大学哲学系的约翰·奥布赖恩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选择的演讲题目是“给基督教哲学家的忠告。”今天，我选择的题目也是与其相关的，但略为狭窄，就是“给基督教护教士的忠告“，更具体地说，是给欧洲基督教护教士的忠告。

现在您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您是谁？一个美国人，要给我们忠告？'普兰丁格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并提供了最佳的处理方法。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会这样处理它，就像人们正确地处理不知道答案的好问题时一样：我会不理它。”因此，我也会不理它。 我只想使您们确信，我的忠告，虽然是尖锐的，是出于对欧洲的深深的负担，而在我们的共同任务中，我和您们的立场一致。

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是要唤醒欧洲的基督教护教学运动，为基督收复失去的理性领土，以这样一种方式重塑欧洲的理性生活：使基督教的世界观能成为现今受过教育的欧洲男女们一个可行的理性选择。 任务是艰巨的，事实上，是压倒性的，有人甚至说是无望的。 但是考虑到，我们服事一位神，对祂来说，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马太福音19.26），而且这是激励我们的异象，这些是加诸于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怎样最好地进行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下所面临的挑战。 大体上，欧洲文化是深度地后基督化。 它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将世俗主义的酵母引入到欧洲文化，到现在已经渗透到整个欧洲社会。 启蒙运动的标志是“自由思维”，即，仅通过不受约束的人类 理性来追求知识。尽管这样的追求绝非不可避免而必然导致于非基督教的结论，并且大部分最初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自己就是有神论者，但是对启蒙主义思想有着压倒性 影响的是欧洲知识分子不认为神学知识是可得的。神学不是真知识的来源，因此，它不是一门科学或  wissenschaft（德语的科学）。 这样，理性和宗教起了冲突，出自真正的科学描绘出来的世界画面是一副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图画。 坚定不移地跟随追求理性的人，走到最后就会是无神论者了，或充其量为不可知论者。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加强了东欧的启蒙运动世俗主义。 尽管东欧对马克思主义对人与社会的正面描述保持怀疑，（当您为了购买一辆可怜的特拉贝特轿车不得不等待17年时，（译注1）无产阶级专政的美德是难以令人相信的），通过政府的专制教育对一代代学童的反复灌输，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信仰的负面评论。 那些拒绝接受它的人们被直接了当的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这将有监禁基督徒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阶级的效果。

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已经出现逆流——例如，有人想到了浪漫主义——，但是这些对基督教的支持并不比对启蒙运动的支持更多。 实际上，他们有时提供一个神秘的、泛神论的自然宗教来取代传统的有神论，以遏止人们对宗教的渴望，这种宗教渴望往往被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所轻视。

在当前的场景中，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是这样的运动。 启蒙运动与现代相关，为科学和技术所支配，因此有时被称为“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排斥由自由思想支持的人类理性的足够性。乍看之下，这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似乎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他们已厌倦了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的攻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治疗不得法，越治越糟糕”。 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否认逻辑性、合理性和真实性的普遍标准的存在。 这种声言与基督教对神的观念是不相符的，作为一切的造物主和支撑者，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个体，神对这个世界享有独特的看法，把世界控制在他智慧的统一体下。因此，真理的统一性和客观性与后现代主义是不相符的。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经常视他们的任务就是从骨子里反神学。例如，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写道，

            给文本加上一个作者就是给文本加上一个限制，并给它一个最终的意义来结束写作......文学正是以同样方式，通过拒绝给定……文章的最终含义（文章向世界表达的含义）释放了所谓的反神学活动，这种举措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拒绝固定其含义，最终就是拒绝神及其位格——理性、科学和律法。

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的真理主张并不比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对它更友好。 在各种主张不断竞争的嘈杂声中，基督教缩减到只剩一个声音，而这些主张都不是客观真实的。

在任何情况下，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根深蒂固的藏在欧洲的理性生活中，反理性主义潮流如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定成为，我认为，只是即将过去的时尚。 毕竟，没有人会采用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点来阅读像药瓶或灭鼠药盒上的标签！显然，我们若忽视这种的文章的客观含义就只会危害我们的生命。 最终人们只会在伦理和宗教上，而非在那些能被科学证明的事物上成为主观主义者。 但是这不是后现代主义，它不是别的，乃是经典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它是一个旧现代主义的时髦装扮。

因此，源于启蒙运动的世俗主义，塑造了欧洲的尤其是欧洲学术界的生活。 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保留与基督教在名义上的联系，但是只有大约百分之十是遵守教条的虔诚信徒，其中不到一半的人信奉福音派。 在欧洲的宗教信仰中最显著的趋势是那些被归入“不信教的”的人数的增长，这类别的人从1900年占人口的百分之零到今天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毫无疑问，在学术界不信教的人的百分比甚至更高。

我提到了学术生活，因为塑造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大学。 是大学培育了我们未来的政治领袖、新闻工作者、律师、教师、商业行政主管和艺术家。 在大学里，他们形成或更可能直接吸收将会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观。 由于他们是那些塑造我们文化的舆论专家和领袖，他们在大学接受的世界观也会塑造我们的文化。 如果我们能改变大学，我们也就能通过这些文化塑造者重塑我们的文化。 如果基督教的世界观在大学里可以恢复到一个突出并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么它对整个社会就会起发酵的作用。

这些为什么重要？只因为福音从不会孤立地传播。 它总是在一个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背景中传播。 在基督教仍被视为理性上可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将会显示出对福音的开阔心胸，这是世俗的人所没有的。 对于世俗的人，您不妨告诉他，信奉耶稣基督就像信奉神仙或精灵！或者，给一个更实际的解释，就像一位哈瑞奎师那的信徒，在街上接近您并邀请您信奉奎师那。 这样的一个邀请显得特别怪异、奇幻、甚至滑稽。但是对于孟买街上的人，我猜，这样的邀请却显得很合理并会引人反省。 我担心，福音给人的印象，几乎就象奎师那信徒给波恩、斯德哥尔摩、或巴黎街头的人一样怪异的印象。

因为那个理由，由于“没有人是通过理性的辩论而接受基督”因而贬低护教学价值的基督徒，他们的目光太短浅。 因为护教学价值的延伸远远超出了一个人与宣教事工的直接接触。 基督教护教学更广泛的任务是帮助创建并维护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福音应该能以合理的形式传递给有思想的男女们，可以成为他们理性的一个选择。 伟大的普林斯顿神学家格雷沙姆·梅琴Gresham Machen明确地声明，

错误的思想是接受福音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允许整个国家的共同的观念都被一种思想控制，这种思想认为基督教仅仅是一种无害的谬见，那么我们即使用一个改革者的所有热情来布道，却也只能说服零星的游荡者。在这种情形下，神希望我们做的是把错误思想的阻碍连根拨起。

阻碍的根源就在大学里，所以必须在大学里进行反击。

但是，这表示用来应付大众普通水平的护教学做不了这项工作。 只有用来应对各门学科专家们之高学术性的护教学才能改变大学，并确保持久的文化改革。 梅琴观察到，很多人宁可请神学院回击这些舆论专家所带出错误的教导，而非“用在大学围墙之外众多陌生的德国名字”把学生都弄糊涂了。但是，梅琴坚持要用学术性程序的方法

...是基于来自内心深处的信仰。今天学术性的推测，明天它就会调动军队推翻帝国。 在第二阶段时，它已走得太远而难以斗争；制止它的时间是在它尚在激情辩论时。 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尝试来塑造世界的思维，使基督教能被接受而非让它被定为逻辑谬论。

因此，荒谬的是，在护教学中最有效的书籍并不是护教学书籍。 相反，他们会是像这样的书籍：阿尔文﹒普兰丁格的  《必然性的本性》The Nature of Necessity 、托马斯·莫里斯 的 《神道成肉身的逻辑》The Logic of God Incarnate 和科林﹒休默的 《希腊历史环境中的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欧洲福音派教徒们做了什么来赢得这场学术争论并改变大学？坦率地说，答案是：确实很少。 除了著名的英国，以及排列其次的德国，欧洲已经很少有杰出的福音派学者。已有的福音派学者倾向于做小池塘里的大鱼。他们的影响力不太能超过福音派的亚文化。 他们大部分在福音圣经学院和神学院而不是大学任教；他们往往用福音派的出版社出版，结果他们的作品大部分仍然不会被非福音派学者阅读;他们没有参加标准的专业社团，而是避开这些转而支持福音派会议。 结果，他们的灯被藏在斗底下，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他们很少为了福音的缘故产生发酵的果效，世俗主义在文化上的腐蚀作用肆意发展。

我们迫切需要欧洲的福音派学者在自身的学识上能与世俗学者相抗衡。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是驻美国的前黎巴嫩大使，在惠顿学院比利·葛培理中心落成典礼的演讲中，他警告美国基督徒反理性主义的危险。他尖锐地问，

在福音派中，谁能在自身的学识上站出来对抗众多的世俗学者？在福音派学者中，谁会被最伟大的世俗历史权威、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权威们引用为标准的原由？欧洲和美国的众多大学用精神和思想给我们整个文明打上了烙印，福音派的思维有丝毫的机会成为它们的主流思想吗？

马利克还说，

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来克服这种反理性主义的巨大危机。例如，我所说的这个不同的精神，仅从哲学领域来考虑（哲学是思维和智力最重要的领域），必须能看到用功的价值，即花费一整年专心的深入地钻研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或《智者篇》Sophist，或花费两年时间钻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或《伦理学》Ethics，或花费三年时间钻研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但如果从现在开始在这个领域或其它领域进行速成计划，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来追赶哈佛、蒂宾根、索邦们——到那时候这些大学又会进展到什么地步呢？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也为了他们自己，福音派信徒不能继续在责任重大的理性边缘苟且度日。

这些话重如锤击。 欧洲的福音派信徒，就像他们的美国教友一样，大部分仍然在责任重大的理性边缘苟且度日。 如果大学及所涉及的欧洲文化要改变，那么欧洲的福音派信徒必需要重新在理性的层面上积极参与。

这是能做到的！例如，过去40年来，在英美世界的哲学领域一直持续的一场革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基督教哲学家们已走出壁橱，用哲学上精奥的论据在最好的世俗期刊和专业社团里，辩护基督教世界观的真理。 英美哲学的面貌也因此改变。 五十年前，哲学家们广泛认为谈论神确实毫无意义，只是胡扯，但在今天，没有一个有见识的哲学家还持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现在许多美国最好的哲学家都是坦率的基督徒。

为了让您感受到这场革命的一些影响，我想着重引用期刊《Philo》中去年秋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哀悼着作者声称的“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在哲学系演进的学术界去世俗化过程”。 作者本人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他在文章中写到，

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大学...的主流变得世俗化。 各个领域的标准…立场...都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来假设与提供论证；神学系或宗教系都致力于理解宗教著作的含义和来源，而非提供论证来对抗自然主义。 分析哲学家...把有神论视为只为情感的表达或某些“生态的形式”的反现实主义或非认知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要求现实而非神，

这并不是说，在各学术领域没有一个学者在他们的“私人的生活”中是[如原文所述（拉丁语sic）]现实主义的有神论者；但是就大多数来说，现实主义的有神论者在他们的出版作品和教学中排除他们的有神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神论...在多数情况下被认为只有很低的认知地位，不能达到“学术上令人尊敬的标准”的地位。1967年，普兰丁格颇有影响力的著作《神与其他智慧》 God and Other Minds的出版，导致学术界主流的世俗化开始迅速瓦解。在哲学界很清楚的显示，这本书在分析哲学的标准上，无论是精确的概念、严谨的论证、专业的学识和原始世界观的纵深防御，现实主义有神论者并不逊色于自然主义者。 这本书，以及7年后普兰丁格更显赫的著作《必然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Necessity的出版显示：一个现实主义有神论者，以分析哲学的最高质量水准所写的作品，并不逊色于卡纳普Carnap、罗素Russell、摩尔Moore、格然巴慕Grünbaum和其他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者被动地观看现实主义形式的有神论，主要受到普兰丁格著作的影响，开始迅速传遍哲学界，到今天为止，或许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哲学教授是有神论者，其中多数是正统的基督徒。 虽然许多有神论者不在宗教哲学领域里工作，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至于现在有超过五家哲学期刊致力于有神论或宗教哲学的研究，例如《信仰与哲学》Faith and Philosophy、《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宗教哲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智能》Sophia、《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等。《基督哲学》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现在已经有许多权威哲学家们纷纷投稿。

...其他领域的有神论者有倾向把他们的有神论信仰与他们的学术工作划分开来；在他们的学术工作中，他们很少假设有神论，也从不为有神论辩护。 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就等于在进行学术自杀，或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文章很快就会被拒收...。 但是在哲学界，为有神论的辩护，几乎一夜之间，变成是“学术上值得尊敬”之举，致使哲学成为今天许多将进入学术界既聪明又有天分的有神论者所偏爱的领域。 统计显示，在2000-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目录中，有96本前不久才出版有关宗教哲学的书籍... 。相比之下，关于语言哲学的有28本...，认知论方面的（包括宗教认知论,例如普兰丁格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有23本，关于形而上学的有14本，等等...。

神在学术界中并没有“死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复活了，现在活跃地、健康地、坚守在祂最后的学术堡垒，哲学系。

这是一位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见证英美哲学界在他眼前所发生的变化。我想，在他可能夸大的 估计美国的哲学教授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有神论者。 但他的估计确实揭示了基督教哲学家在这个领域上可被察觉的影响力。 就像基甸的军队，活跃分子中坚定的少数能有远超过与他们数量不成比例的影响。史密斯犯的最大错误是称哲学系为神在大学的“最后堡垒”。恰恰相反，哲学系是滩头阵地，是为基督发起行动来影响大学其它学科的基地。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某些领域的溢出效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智能设计”的支持者们正在藉着科学与宗教之间不断涌现的对话大显身手。

重点是，去世俗化的任务不是无望或不可能的，也不必如想象中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取得重大改变。正是这种基督徒学术精神，代表了马立克Malik和梅琴 Machen所展望的文化转变的最大希望，它为基督展现了真正的影响力，当它渐渐渗透进入大众文化时，就会被下一代所感知。

我说了这一切有关于我们面临的挑战。那么，对于那些欲成为欧洲的基督教护教士，神给予艰巨重任的人们，我会提供什么劝告呢？让我更切实际的来说。

1. 您必须精通英语。无论如何，很现实的是如今大部分护教学的重要文献是英文的。而且，甚至对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其中某些文献也是技术性很高并难以读懂的。阿尔文·普兰丁格的著作是一个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果您的英语很弱，那么大量重要的著作对您都是关闭的。

为了提高您的英语，可能最好的行动就是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讲英语的国家留学。 对欧洲人来说，英国是不二之选。好好寻找机会，也许在暑假时，去英国大学里进行学习。

2. 您需要打一剂分析哲学的强心剂。分析哲学是在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 这种哲学思维的风格与欧陆哲学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欧陆哲学往往是模糊的、不精确的、和感性的，而分析哲学极重视并强调明确的定义、谨慎描述的前提、和逻辑严密的论证。 遗憾的是，神学倾向于跟随欧陆哲学的指引，这往往会导致其陷入层层黑暗之中。在过去40年，英美的宗教哲学复兴表明，重要的护教学问题可以藉着哲学分析的光照的明亮清晰。 牛津大学基督教哲学的诺罗斯教席教授理查德﹒斯温伯恩写到，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悲剧之一，在英语国家的哲学已经发展到具有高标准的论证和清晰的思路时，神学作品的风格一向受到存在主义的欧陆哲学的影响。这种存在主义的欧陆哲学，尽管具有相当多的其他优点，仍然以非常松散和无条理的辩论风格而闻名。如果辩证在神学上有一席之地，大规模的神学研究需要有明确和严密的论证。托马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 、邓斯﹒斯科特斯Duns Scotus、伯克利Berkeley、巴特勒Butler和佩利Paley都清楚的掌握了这一点。 是神学该回到它们的标准的时候了。

利用分析哲学高标准的推理特征，我们可以有力地表述辩护论据，来推荐和捍卫基督教的世界观。近几十年来，宗教的分析哲学家在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和保证性上提供了新思路，对于神存在的论据，神性如必要、永恒、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美善，苦难和邪恶的问题，灵魂和不朽的本质，神迹的问题，甚至独特的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赎罪、原罪、启示、地狱和祷告。 我简直难以向您们描述，宗教的分析哲学家们所推行出来普及大众的精神财富。

如果您想有效地护教，您需要接受分析哲学的培训。 即使您的专业领域不是哲学护教学，我也会这样说。 假设您选择专注于科学或历史的护教学，事实是，您所面临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将会是从科学或认知论哲学产生出来的问题。 我一再看到，科学家和新约圣经学者们因为哲学上的幼稚，作出错误的推论或从未经检验的假设开始推论。 无论您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如果您接受过分析哲学的培训，您会成为更有装备的护教士。

您可以从选修一阶逻辑的课程或研读它的教科书开始。 然后再读模态逻辑的教科书来学习－－逻辑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还有许多很好的分析哲学导论书籍能供您参考。 最后开始阅读宗教的分析哲学。一本很好的初学教科书把分析哲学的见解运用于护教学的文章是迈克尔·默里编辑的Michael Murray 《心中的原由》 Reason for the Hope Within（Wm.B. Eerdmans， 1999）。再推荐一本很好的参考工具： 菲利普·奎因Philip Quinn和查尔斯·托利弗Charles Taliaferro的《宗教哲学之伴侣》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Religion（布莱克韦尔，1997年）； 您也可以查阅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文章。还有大量的宗教哲学选集，例如，我最近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 （2002年）的读本与指南。

3. 在您的专业领域里攻取博士学位。这可能不是一条受欢迎的建议。 但是，光是普通的护教学是不够来胜任这项工作。 普遍的护教学或许能影响未受过教育的人，但它不会改变社会的主流思维结构。 为了文化改革，我们必须改变大学。 为了改变大学，我们必须从事学术性的护教学。为了从事学术性的护教学，我们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就 这么简单。

这并不容易。欧洲大学的权力结构往往是强烈地反对基督教。 福音派的学生们很可能被否认他们的学位或教授职位而被淘汰。 在这个过程中，反基督教歧视的受害者会层出不穷。 这样为了基督的缘故被牺牲的弟兄们是真正地理性殉教者，我为他们感到悲痛。 但渐渐的，我们之中会有越来越多成功过关的人。 在美国，哲学的研究院部门充斥着基督徒学生，他们逐步在这个系统中爬升。 当老的卫道士相继死去，年轻的基督教学者受聘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大学的面孔将会改变。 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的革命：他们逐一进行葬礼。这也同样可以在欧洲发生。耐心等待。坚持前往。虔诚祈求。改变就会来到。

我了解，您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失去了做博士研究的机会。 在您的情况下，我会鼓励您物色可以引导进入博士学位的年轻学生。 但如果您还在35岁以下，这样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实际的选择，我会鼓励您去探索。 成功的关键在，首先选择一个您热爱的博士论文题目，其次在世俗大学里找到一位至少支持您论文题目的导师。 为了不引起对您候选人资格的强烈反对，您可能必须写一个较为中性的而不是您最喜欢的题目。例如，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耶稣的复活，我主要写关于耶稣复活的历史护教学的历史。 一旦我的学位安全到手，接着我就出版了第二卷，这数百页写着我自己对耶稣复活的历史辩护。

我希望您们中很​​多人会认真考虑在一些专门领域从事博士研究，成为您从事护教学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4。请留意您个人灵性的塑建。每当我遇到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想成为一位基督教护教士时，我并不总是热心的。 有时你可以查觉到这学生真正想要的只是出风头和得荣耀；他可能有好辩的精神、或是有些自负；或者有想得到别人肯定的渴望，以抵消个人的自卑感。 当然，我们都是破碎的人，我们中间没有人有完全纯洁的动机。 但极其重要的是，作为基督的公众代表，基督教护教士需要是一位常屈膝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的人，每日依靠圣灵的充满过一个神所喜爱并为神所接纳的生活。他必须寻求基督而非他自己的的荣耀。 他必须要能接受批评，并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 如果他结了婚，他不能把事工或学习置于家庭之前，而是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作好为他所爱的人放弃他的事工和学习的准备。 他必须防备犯罪，特别是在思想和行为上犯性欲的罪，以免羞辱基督。他必须学会，不只是为神做事，而是做神要他成为的人的意义。

除非我们学习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否则我们的成就会如草木、禾楷。 因此，作为基督教护教士，我们灵命的塑建和我们学术的塑建都是一样非常的重要。

复习一下，我对您们作为欧洲基督教护教士的建议是：（1）精通英语；（2）打一剂分析哲学的强心剂；（3）在您的专业领域里攻取博士学位；（4）注意您个人灵命的塑建。我也鼓励您与志同道合的学者们互动。 在过去三年里，我担任福音派哲学学会的主席，这个学会是一个不久前重新振兴的福音派哲学家协会。现在我们的会员人数超过了1,100。 我们的期刊《基督哲学》 Philosophia Christi是世界上唯一的福音派哲学期刊，而且渐渐成为宗教哲学中的权威期刊之一。 对参与基督教护教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份非常可观的资源。 我们渴望在许多欧洲国家设立分会，并邀请您成为它的成员。

我相信，欧洲能被改变。我很兴奋的看到新运动在欧洲已经开始萌动，这次会议就是一个迹象。愿神兴起忠诚男女们，并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改变欧洲的大学，并因此改变欧洲文化， 好让福音与其改变生命的能力能被重新传播。

译注

1：特拉贝特轿车号称是前东德时期平价的国民车，当时的民众必需用排队方式来购买，但排队等待二、三十年也未必能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