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面的挑战：采访威廉•莱恩•克雷格
摘要
与其他的世界宗教相比，基督教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基督教宣称上帝在历史中彰显自己。英国神学家艾伦•理查森说过：“基督教信仰……与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密不可分，若是这些事件能被证明从未发生过，或是与基督徒通过圣经所相信的大相径庭，那么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及崇拜这一整套体系的地基不过是堆沙土而已。”
值此圣诞佳节，我们庆祝世界历史中的这个中心大事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如今这个宣告正在广受各类攻击。有人说这是个神话，其他人则断言这毫无意义因为不可能真正了解过去的历史。美联社采访了哲学研究教授威廉•莱恩•克雷格对此的看法，威廉•莱恩•克雷格就职于洛杉矶的泰伯特神学研究院。
为何历史对于基督教信仰如此重要？
历史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原因是它使基督教信仰不至于沦为神话。圣经若不是扎根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就毫无理由认为拿撒勒人耶稣比那些众“神”更能决定我今日的生活，所谓众“神是指像托尔、奥丁、宙斯或任何其他神话中的神。历史是基督教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它使信仰以事实为基础，又使信仰不只是神话而已。
其他宗教也对历史如此关注吗？
是的，不过只是相对而言。其他宗教当然包含历史因素，例如人会想到犹太教。至少对正统派犹太人来说，上帝在历史中类似“出埃及”这样的作为极其重要，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旧约》里的主要神迹。另外，在伊斯兰教中历史也有一席之地；例如《古兰经》从天降至穆罕默德的传说被穆斯林当成一个历史事件，他们相信《古兰经》是上帝对穆罕穆德的启示。
所以说，这些信仰中都有历史因素，但其重要程度跟基督教中的历史事件不能相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人的救恩不是关乎历史事实，而是一件遵不遵从那些指定活动或规条的事。尽管这些规条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处境，但该历史处境对于人们虔诚践行宗教毫无影响。然而，基督教与之截然不同，在基督教中上帝施行拯救的那些作为也都是历史中的事件。所以说，要是你去掉耶稣或十字架的历史真实性，那么赎罪和救恩的所有依据就都没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对于其他这些宗教而言确实很重要，然而历史事实没有起到如同基督教中上帝施行拯救的作为那样关键的作用。
GE拉德说过：“基督教的独特性和丑行在于通过历史中的事件对启示进行调和。”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当然，拉德说的对。基督教既非一套生活准则，也非一门宗教哲学，而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的信仰。称之为“丑行”是因为它把基督教的真理和历史的真相绑到一起。这就意味着，假如能证明这些历史事件纯属骗局或虚构，那么基督教就毫无根基了。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的真伪与历史中个别事件的真伪共存亡。
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几乎不受历史影响。例如，你能遵行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念信仰证词、礼拜、交纳天课、到麦加朝觐等，但其中没有一条直接关系到历史中的事件。然而，基督教很不一样；只有那些成就救恩的具体事情真实发生过，我们在福音里所领受的救恩才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基督教是有丑行之嫌，原因如前所述，假如能证明这些历史事件纯属虚构，那么基督教将全盘崩塌。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正使基督教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宗教，因为给了我们一种验证其真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真的去考察历史，去看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活过、死过、而后复活，并且说过我们在《新约》里读到的那些话。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拿出一块考核自己的试金石，这在大多数其他的世界宗教中都找不到。
教会一直以来都重视基督教信仰中的历史因素吗？
在传统上，一直都是。从一开始，基督教最早的信经就是对历史事件的确认。例如，《使徒信经》里说到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这些历史事件是早期信经的重要内容。
可悲的是，随着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历史对于基督教的重要性跌落以至消失。自由主义学者不再相信耶稣真的是基督教信仰的重中之重；他们另辟一个信仰重心：上帝的父性和人类的兄弟情谊。他们认为这是基督教唯一的基要教义。其他全是次要的，包括历史事件。
所幸自由主义神学来过又走了。我想20世纪的特征已经表现为高度赞赏历史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影响。我们真应该为此感恩。
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只顾专注哲学神学也没关心历史，对吗？
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但这不应该让我们以为中世纪的人们不明白历史的重要性。他们相信耶稣复活这样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他们明白这些都不只是虚构或神话。对他们而言，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活过、死过并行过这些事。
困难在于他们无从证明这确实发生过。他们能做的主要是呼吁教会本身的奇迹。在他们看来，这座遍及所有已知文明的普世信仰要是始于一个谬误，简直是匪夷所思！因此，教会的活见证就是他们能拿出的最好证据，证明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但是中世纪的学者们肯定原本就相信这些历史事件发生过，无论如何他们都深信这些事件的历史性至关重要且不容妥协。
宗教改革以后的那段时期，重新关注历史对护教学带来什么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发展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他们对于重新探索过去产生了浓厚兴趣。认识历史的这份渴望表现为对古代文献的热爱和追索。人们对恢复希腊文献和再次掌握希腊文阅读能力有着极大的兴趣。
这种对经典著作的兴趣对《新约》研究产生了一种流动效应。学者们对基督教的历史根源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尽其所能着手建立可靠的《新约》文本。结果，用历史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兴趣显露出来。菲利普·德·莫内和雨果·格劳秀斯等学者很快开始用历史论据来捍卫福音书和基督教的真理。
如今人们对于历史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一观点为何如此质疑?
我想有些人是由于真理相对论的盛行而对此产生质疑。后现代主义否认有客观真理存在。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过去的历史不过是当今的建构。他们相信既然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便都烟消云散——再也见不着了。因此，我们说什么历史就是什么。况且，既然他们说没有历史学家能做一个中立观察者，而是终将卷入历史进程的人，他就无法客观重建过去的历史原貌。这导致一些思想家由于受“历史是所有人表决通过的一套谎言”这个说法的影响而接受了相对主义历史观。
已经有这么多人对此尽力并且提出不同的判定，探索有关耶稣的历史事实还有什么意义吗?
有，我相信这样做有意义。我想对于耶稣的历史原貌有多种多样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论家们提出的那一类哲学预设。他们的结论主要由他们提出的预设来决定，而非真正依靠证据，这一点在他们的出版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到。
例如，耶稣研讨会的成员们在其《五本福音书》的引言中公然声明他们的预设。对他们来说，科学自然主义这一前提位居学术智慧支柱的顶点。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历史上的超自然事件。他们认为，任何时候当你在叙事中发现一个神迹奇事，就自动表明你面对的不是传说就是神话。他们就只是从“神迹纯属虚构”这个预设来看。反常的是，他们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个预设。要是你从科学自然主义这一预设入手，那么像童贞女生子、道成肉身、耶稣事迹以及他的复活这些事件当然要被定为不合乎历史了。
还有，一些像马库斯·博格这样的评论家讲的很清楚，他要找的是一个在当代社会人人能信的耶稣。博格有意将耶稣重新解读为一个跨文化的、属灵的人——有点神秘——要吸引所有文化和宗教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出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耶稣——一个对现代思想既不冒犯也不唱反调的耶稣。博格重构出来的耶稣是个好例子，能让人看到一些学者的结论深深地受到其预设的影响。
然而，假如你不把这些批判性的预设强加于福音书，那么，对于历史中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教导及围绕耶稣死和复活的那些事件，学者们会达成一种惊人的共识。因此我想我们需要谨慎，勿要夸大当今学者们观点的多样性。当然在过往的尝试中，人们对于复原历史上的耶稣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我认为，当代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恢复了耶稣样貌的大致轮廓，这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
既然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能否知道任何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我们那些有关过去的想法会不会是一种巧妙的虚构，如同梦境一般不可相信?
嗯，梦境和历史当然有区别，历史留有痕迹，而梦境无痕。正是通过这个遗留痕迹，不管是以文学文献还是考古遗迹的形式，历史学家们才能重建过去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学家在现有证据的约束内进行研究。这也是真实历史和一个梦境的区别。只有以证据为本，我们才能重建过去的历史，我们当然不该对抗证据。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用的是跟（地质学、古生物学或宇宙学的）历史科学家一样的方法。历史科学家也参与重建这些科学领域的过去史，要么是宇宙的过去史，要么是地球的过去史。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只有一个真正的区别：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人类历史，而非地球历史或宇宙历史；但他们用的研究方法全都一样。历史学家的历史与地质学家或宇宙学家的历史并无高低之分。
当有人想要把历史与科学对立起来，他们这样做并不合理，因为历史和历史科学是重合一致的。只要我们在证据的约束内进行，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无法重建过去的真实情况。
我们如何知道历史上确有其事？那些事件都过去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讲述。例如，有关圣诞节的故事，我们就只有来自马太和路加对那段历史的讲述。
首先，一定要知道没有证据并不证明没有。仔细想一下，大多数历史事件我们都毫无证据——然而它们确有其事。例如，1802年4月2日拿破仑往一个水坑里吐了口痰，这件事我们没有证据，也许他真的做了，可是我们无从得知。
历史上的大多数事件都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用以重建历史，所以说没有证据这一点不能证明某件事不曾发生过。至于福音书，我觉得很反常，我们居然有某些事件的证据。例如，想一下童贞女生子或拿撒勒人耶稣复活，我们有多种来源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拿这个跟其他古人的证据来对比，就很有趣了。那些古人的案例，我们几乎毫无证据。所以说，没有证据就证明没有这一说法明显错误。
对于真有证据的案例，为了确认证据的来源并非虚构而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历史学家们定出一些客观规则，我们称之为“真实性标准”。
例如，我们想一下“多重证据”这个标准。假如我们对同一件事各有自己的记录，这个规则告诉我们此事是历史真事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两位作者分别对一件事编出同样的故事这种现象太少见了。有关耶稣生于童贞女的叙事，我们本来就有两个、各自独立的版本，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如果用“多重证据”这个规则来证明耶稣出生的叙事，对于相信耶稣生在伯利恒并且由童贞女所生我们就有了确凿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独立的叙事版本为证——至少马太和路加各有各的证据来源。
确定某一事件的历史特性还有一个原则：差异性原则。这是说，假如你能证明耶稣生平的某件事或某句话既不同于先前的犹太教，在后来的教会中也找不到，那就很可能来自历史中的耶稣本人。因此，这个差异性标准对于确立历史事件起了很大作用。顺便说一下，这个规则并不是说：假如耶稣的某些言论在犹太教或早期教会中也有类似说法，那他就是借用了犹太教或早期教会的言论。批评家这样做是在误用这个规则。
另一个规则是难堪标准。这个规则指的是，假如从叙事中能发现令早期基督教会尴尬的内容，也许还令他们难堪，那么这些很可能是历史上的真事，而不是教会编造的。
一个更高的标准是耶稣的死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是历史中一个无比稳固的锚点，因此福音书里的那些事件，按照它们能否指向耶稣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便可判定真伪。例如，马库斯·博格描绘的温柔版耶稣谦恭又柔和，与成为犹太人的王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大相径庭。依照这个版本，耶稣没做过任何让他被钉十字架的事。因此我们能断定，这个版本大概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耶稣真貌。
别的标准也还有，其实有一长串标准，在此就列举几个吧。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运用这些标准来确立世俗叙事的历史可信度。我觉得这些标准很有帮助。耶稣研讨会的那些批评家用这些标准得出一些可疑的耶稣样貌，依我看，原因在于他们的预设而非这些标准。出于自然主义预设的偏颇，他们误用了这些标准。
有人说历史很不科学，因为讲到科学，至少能给你摆出证据，还能让你对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实验；而历史上的一件事呢，你显然无法重建出来。你对此怎么看？能不能因此就说科学比历史更客观？
不能，我想不是这样的。咱们以地质学为例。现在有一位地质学家假定某些理论实体，比如说恐龙，曾经存在过。他观察了一些骨骼化石，然后提出一个假说：这些化石是某种生物的遗骸，这种生物曾经真的来过地球。可是他从未亲眼见过一样这样的生物。可以说，恐龙是一个跟夸克类似的理论实体。但不同的是，夸克显然触及理论抽象的高度，高到我们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夸克；而曾经有过恐龙这回事，没有人真的去质疑。然而，如我所说，这些科学议题被地质学家去掉了，就像历史上的一些事件被历史学家去掉了一样。
还有，历史学家碰过的历史遗迹不输于地质学家。他能以考古学和钱币学(研究硬币)或纸草学这些科学为准。跟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一样，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探索过去的事；它们都是在证据的约束内重建过去的学科。所以，我想你很难在科学和历史中间划一条分界线，然后说一边是客观的科学，另一边是一潭主观的历史。
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新纳粹主义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很有选择性地使用事实。他们笔下的历史大多映射出他们自身的偏见，而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福音书的作者本人都不是修正主义者，对此我们能有多大程度的确信?
所有的古代历史学家写作时都有一个视角，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他们都各有立场。对他们来说，历史是捍卫自己的认识或立场的一种手段。因此，这样来看，整个希腊罗马历史是建立在反映某种偏见的文献上。不过，这并不会妨碍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重建过去的真相。
同样，犹太历史学家书写“犹太人大屠杀”时，他们必然有一个立场，并且他们跟新纳粹主义者们一样对这段历史热情投入。然而，我们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偏向就视他们的作品与历史不符，也不会把那些作品与新纳粹主义者的作品归为一谈。与此相反，我们按证据来评判大屠杀的这两个版本。犹太作者的记述如果都在证据的约束内，那就说明个人立场未必使他们在作品中弄虚作假。
而福音书都是从一个立场来写，都是要讲一个故事——耶稣的故事；是宣讲对历史上某些事的浓厚兴趣。但这不代表福音书讲不出过去的真相，或是我们评判不了福音书的可信度。
我前面提到的“真实性标准”，就是专门针对可能影响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故事的那些偏见。这些规则旨在帮我们确认出真实事件，也帮我们看清某位历史学家是否实事求是。 简而言之，假如说某位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是错误的，那么判定正误的原因是其解释与证据对不上，而非由于他的立场。所以说一切都回归证据。
每个新世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倾向。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说：“与事实一模一样的过去历史不会存在，只会有对于历史的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未盖棺定论。每一代人都有自造历史的权利。” 这个说法正确吗? 有可能对历史有一个真正客观的解释吗?
我想历史学家常常重写过去史是由于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发现了新证据。当我们发现新的证据，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会被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再次书写与新证据吻合的历史。这时，根本谈不上破坏历史的客观性，反而恰恰证明了历史是客观的。如果发现了新资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调整对过去史的认识，好与更全面的证据相吻合，那我岂不是本来就该这样想：发现新资料不是阻拦而是有力证明了历史的客观性。
历史学家修正自己早前的历史认识还有一个原因：距离拉大或是新视角出现常常令我们对于过去历史及其意义有所改观。有时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我们看到某些事以从前不被认可的方式塑造了历史。并且，我再次认为，这些角度并不会篡改过去，反而帮我们从一个崭新的制高点来认识这些事的重要性。注意这个重点：我们对于过去愈发认识的结果不是让我们以为这些事在历史上从未发生，或是过去那些历史肯定弄错了。通常都是为了重新评定那些关键人物的动机、或事情本身对后续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意义，以及它们塑造和影响事物的方式。
因此我认为重写历史的需求对其学术客观性毫无破坏。实际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正是历史客观性的明证。
“我们永远不能得知过去的真相”这个立场有其他的难题吗?
假如说我们无法知道过去的真相，我想历史学家至少要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大难题是：历史事件都有一个被历史学家全体公认的共同核心，不管历史学家本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还是20世纪的修正主义者。举例来说，我不知道有哪位历史学家会不赞同《独立宣言》、林肯遇刺案、拿破仑滑铁卢战败这类事件的发生日期。历史学家全体公认的这些核心形成历史的主干。我想是以赛亚·伯林说过，“要是有人想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应该是在成吉思汗的宫廷里写的，我们可不会只说他错了，我们会说他疯了！”由此可见，历史事件有这样一个全民公认的共同核心。我想这个有力的论据完胜相对主义者“没有客观历史”的说法。
相对主义者面临的第二难题是：历史和宣传之间有区别。历史学家们坚持这个区别。斯大林主义者接管苏联后，苏联开始重写历史，大量资料——报纸和各类文件——都被捣成纸糊。斯大林这样做才能改写历史书籍。理所当然，他希望自己是人们心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老大。每个人都知道苏联这样改写历史纯属宣传，我猜大家对此应该不以为奇。其实这样做与偏见无关。历史学家明白，他们必须在证据的约束内进行研究，他们可不许做宣传。然而，如果说相对主义是正确的，区分历史和宣传就毫无意义了。假如相对主义说得通，就要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和宣传分开来看，尽管这是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们全都坚守的。
最后，我们不能客观认识过去这个观点面临第三个难题：照这么说，就没法批判不良历史了。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这位知名作家是个最佳例证。他试图重写的古代史是按着地球上历来的天文灾难来全盘否认整个人类文明及语言群体。如今，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已被历史学家们推翻，这纯属异想天开。他的书籍受到历史学界一致差评。可是，如果说相对主义是正确的，批判这类作品的事儿就不可能有了。实际上，假如维利科夫斯基的作品能站得住脚，那么关于过去的任何观点皆有可能了。
我认为否认客观历史可能性的那些人并没有严肃对待共同核心这个事实，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历史学家全体公认的共同核心。他们对待历史和宣传之间的区别这个事实也不够认真。再者，其实全体历史学家很快批判不良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客观的过去史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新约》评论家曾说：“既然门徒是亲近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对事实的观察和记录就不那么准确。”关于耶稣出生的叙事有真正的事实吗?
关于耶稣出生的叙事，我们并没有耶稣的门徒们对此事的目击见证，不过问到此事的资料来源实在很有趣。科林·海默，在他的著作《希腊时期的使徒行传》中对《使徒行传》进行了细致缜密的梳理，以此来评估路加这位古历史学家的可信度。他从《使徒行传》提取大量的历史细节。他评估能找到的历史资料，就是那些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具体到目击者才知道的细节。然后他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路加身为历史作家的历史信誉。
此外，海默表明路加所写《使徒行传》的可信度也应该扩展到《路加福音》。他问了个有趣的问题：“《路加福音》的资料来源能有哪些呢？” 嗯，这可以通过一个方法来定，减去《路加福音》里我们在其他福音书看到的所有内容，然后去看剩下的内容。这就会发现有趣的一点，路加史料的独特之处是与《路加福音》里主要提到的女性密切相关，像约亚拿、很有趣的是还有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因为路加讲到跟随保罗的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他在那儿采访了亲眼见过耶稣的生活和事工的人们，并且我认为路加采访马利亚了解童贞女生子的可能性很大。有趣的是可以看出路加的记述角度来自马利亚，而马太的记述角度主要来自约瑟，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路加记述耶稣诞生的资料可能间接来自马利亚本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耶稣出生的叙事难以置信，因为东方三博士出现这样的事简直是匪夷所思。您怎么看呢?
人们说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叙事中的超自然因素。他们消化不了这个想法：在东方出现的一颗星把东方三博士引到耶稣面前。同样，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你对超自然观的接受度如何。我是说，有些人曾经要证明或许是某些行星碰巧在天空发出一道光而已；有些人坚持说这样的事在天文学上合情合理。不过，我读这个叙事时觉得路加是把它当成一个超自然事件来写。如果你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吸引祆教祭司从东方来找耶稣并来崇拜他这件事就无可置疑了。
当然，也有关于希律王屠杀孩童的争议，而这正是一种无言论据。由于约瑟没有提到这件事，那些人就说没发生过此事。但是，请记得我们前面说过：没有证据不一定证明没有（发生过）。
杀害这些孩童是否符合希律的性格?
我认为毋庸置疑！做这件事与希律的性格再符合不过了！事实上据约瑟说，希律死前就已下令，他死的时候要把当地所有的社会名流关进一个运动场全体屠杀，因为他怕人们不哀悼他的离世，他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有人哀悼他！感恩的是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但这足以窥见他的残暴性情。假如他曾下令屠杀伯利恒周边的孩童，被杀男婴的数目不一定很多——可能最多几十个——所以我想我们推断不出什么，既然约瑟对此什么也没说。我真的认为，人们得能拿出更好的论据，如果他们想说耶稣诞生的叙事是非历史的。
有些学者说，路加认为耶稣出生时全天下在进行人口大普查这个观点是错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想这是个难题，因为我们有证据表明，居里扭在公元6或7年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可是很有趣的是，路加提到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他讲到加利利人犹大叛乱的时候。而说到让马利亚和约瑟到伯利恒的那次人口普查，路加把它称为第一次人口普查，这可以看出路加把这次的人口普查和后来居里扭做的那次人口普查区分开来。所以他应该没有把这两次人口普查弄混；他知道后面的那次，所以他说这是更早的一次。而这又成了一个无言论据，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拿不出任何有关更早那次人口普查的独立证据，那么路加就肯定错了。嗯，他或许错了，但话说回来，这些无言论据很不牢靠。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其实没说居里扭是当时的巡抚。他使用的希腊词语不是希腊语“巡抚”这个词，那就有可能是一位千夫长居里扭，奉旨统管了这次人口普查。因此还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无言论据。
再者，我还得再次赞同路加，在其他事件上他的准确性实在无可挑剔。他在那么多件事情上一次又一次准确无误，这份可信度让我们说不出口：“在这一点上他错大了。”
路加在序言(1:1-4)中说他写的像是一篇希腊科学论文，这样说对吗?
对。序言部分的希腊语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使用的希腊语；而在序言之后，他转用更平常、庸俗的希腊语。这就仿佛在开头让读者注意：“我，也可以，如果我愿意，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使用的古希腊语写作。”他在记叙时还使用希腊历史学家的方法，就是通过采访事情的目击者对实际情况展开有序的记述。换句话说，他就是以确立福音事件的真相为目的。因此他的项目清清楚楚就是书写历史。进一步说，《使徒行传》这卷书充分展示他的历史可信度。因此，在福音书这个案例上，我们没有来自世俗的确认证据，那么就应该把历史学家路加从《使徒行传》获得的可信度扩展应用到《路加福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