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哲学中的革命

著名的哲学家爱尔文.普兰廷格指出：“当代西方知识界是挑起人类灵魂之战的战场或角斗场。” [1] 三种不同的思想群体，包括启蒙的自然主义、后现代的反现实主义和神学主义，特别是基督教神学主义之间彼此竞争，目的在于赢取有思像男女的理性。哲学领域是这些有决定性争竞的战场，争战的结果将会影响各个大学，以至于整个的西方文化界。在最近几十年里其战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今天我被请来谈一谈英美哲学在上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为了理解我们今天的境况，首先要知道我们过去曾经走过的道路。在最近的一次回顾中，杰出的普林斯顿哲学家保罗.贝纳塞拉夫描述普林斯顿哲学系在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况。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想模式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物理科学被认为是最终的、而且是唯一的真理的仲裁者。形而上学——作为传统的哲学分支，主要处理超越科学之上的现实存在性的问题——不存在了，就像不洁的麻风病人一样被驱逐出境。贝纳塞拉夫说：“科学哲学曾经是所有哲学分支的女王，因为它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工具。” [2] 任何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视为伪问题而不屑一顾。如果一个问题没有它科学的答案，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只是一个假装是一个真正问题的伪问题。事实上，从混乱中理出头绪来本来就属于哲学范畴的一部分内容，这些混乱是由于上几代人对某些伪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形成的。因此，哲学家们通常带着某种自我意识和十字军东征的热情，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贝纳塞拉夫说：“改革者们鼓吹新信仰激进的誓词...，在誓词中，我们的先辈流传下来的各种混乱被新兴起的哲学科学所取代。这种新学科的出现，把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态度抛掷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哲学体系。”

英国哲学家艾尔把《语言、真理和逻辑》这本书看作这项运动的宣言。正如贝纳塞拉夫所说的那样，它“不是一本伟大的书”，但它是“时代精神的杰作”。为反对形而上学，艾尔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所谓的意义检验原则。根据几经修改的这一原则，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必须要符合数据检验的原则。由于形而上学的陈述达不到检验科学的标准，它们是无法核实的，因此被看作是无意义的字词的组合而忽略不计。

艾尔非常清楚检验主义（Verificationism）的神学内涵。 [3] “因为神是形而上学的对象，”艾尔说，“所以因着对形而上学的处理，排除了宗教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对神的认知是不存在的。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提供神存在的证据。但是艾尔不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艾尔说：如果“神”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超然的存在，那么“神”这个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术语，所以说“一个神存在是没有可能的。”他解释：“说‘神存在’等于是在发出一种形而上学的声音，不能用对或错来判断。同样的标准，没有用来形容一个超然的神的本性的句子可能拥有任何的文字意义。”

假设一些基督徒说，“但是我是通过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来认识这位神的。你不能否认我的个人经历！”艾尔对这说法并不欣赏。他说：他不会去否认你有一种经历，就如他否认有人说他看见了一个黄色物体的经历。但是他说：“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黄色的物体’这句话表达了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真正的命题，可是‘存在一个超然的神’这句话没有文字意义，因为它无法证明。”因此，艾尔说，有宗教经历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

我希望你们抓住这种观点的重要性。在这种观点的陈述中，神连不存在的分量都没有。他们只是在空气中发出的毫无意义的字语或声音。如果你对某人说“神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等于你在说“叽里呱啦，米尼玛纳”无意之词。

而且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被看作是无意义的陈述。道德陈述——有关对与错、好与坏的陈述——也都被宣称为是毫无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被数据所证明！这样的陈述仅仅是使用者的情感表达。艾尔说，“如果我说‘偷钱是错误的’我的陈述没有实际意义...... 这就好比我写了“偷钱！”......很清楚，这根本没有提及它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客观的实效性。”同样的，这个结论也被赋予美与丑的美学陈述。根据艾尔的结论，“这类美学的词汇，比如‘漂亮’'和‘丑恶’的使用，不形成事实的陈述，而仅仅是某些情感的表达...... ”

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思想成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哲学系的主流思想。它也没失去对美国宗教生活影响力。在检验主义的压力下，一些神学家开始倡导神学语言情感主义（emotivist）的理论。根据他们的观点，神学陈述根本不是事实的陈述，而只是表达使用者的情感和态度。例如，“神创造了世界”这句话并不支持任何事实陈述，而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说，一个人表达他对浩瀚的宇宙的敬畏和赞叹。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所谓的神死亡理论的出现带来了低谷。顺便说一下，神死亡理论是唯一起源于美国本土的神学理论。1966年4月8日，在《时代》杂志黑色封面上印有戏剧性的红字“神死了吗？”文章描述了美国神学家当时宣告神之死的运动和潮流。

今天，这一运动已全部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发生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

哲学家在科学自然主义哲学的最核心点产生了分歧。他们开始认识到，检验原则不仅会迫使我们撤销神学表达并将它当做无意义的表达，同时也免除很多的科学陈述。所以这原则也侵蚀了他们所膜拜的科学金牛。当代物理学充满了形而上学的陈述，这些陈述不能用数据来验证。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巴斯.范.弗拉森友好的指出：“三位一体和灵魂的概念难住你了吗？与封闭性空间、事件的视野、愛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羅森悖論的相关性、以及引导模式的不可想象的差异性相比，这两个概念还是相形见绌的。 [4] 如果科学自然主义这艘船不能被沉下，检验主义就不得不被削减松散。但是放弃检验原则必须要付出代价。由于检验主义曾是关上形而上学这扇门的主要手段，抛弃检验主义就意味着不再有人守在门口阻止这位可怕的和不受欢迎的访客再次出现。

但更根本的是，意识到了检验原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简单地问自己，“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必须是能够被数据验证的”这句话本身能够被数据验证码？显然，不能被验证；没有数据证据能用来验证它的真实性。因此，检验原则在它自己的标准下是无意义的词语组合，根本不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说最多只不过是一个没根据而制定的概念，是我们可以大胆拒绝的。因此，验证原则以及它所支持的有意义理论几乎被全世界哲学家们全部抛弃。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事件就是居于科学自然主义核心的验证主义的崩溃。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科学自然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合并入所谓的“现代性”，或以科学和技术为主的现代。验证主义的崩溃破灭了科学自然主义的整个启蒙项目的幻想。

乍一看，这似乎对厌倦被启蒙自然主义攻击的基督教信徒带来了很受欢迎的发展。但实际上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后现代主义倾向于不可能发现客观真理和知识。总之，如果科学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性成果 都不能发现客观真理和知识，哪里还有希望呢？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倾向否认逻辑、合理性和真理中存有统一的标准。这种说法显然不同于基督教对神的观念，作为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存在体，神对这个世界拥有特权的视野，掌握着在他智慧下统一的世界。因此，其真理的合一性和客观性与后现代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说，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真理的描述并不比启蒙自然主义更友好。基督教在各种互不相容没有客观真理的宣称中被消减成了只是一个声音，

无论如何，启蒙自然主义深深植根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生活中，以致于，像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反现实主义的潮流都被定名为稍纵即逝的时尚。毕竟，没有人在读药瓶或者老鼠药盒上的标签时，会采用后现代主义文学教材上的观点！显然，我们忽略这样的文字意义只会对我们的生命有害。最终，人们只在道德和宗教上变成主观主义者的，而不在能证明的科学事项上。但是，那不是后现代主义；这只是传统的启蒙自然主义——它是在很时尚的新的伪装下的旧现代主义。我禁不住怀疑，后现代主义是撒旦最新狡猾的欺骗手段：假装是死了并消失了的验证主义又以伪装后的新样式再次出现，但是在花样翻新的礼服里面仍然是同样的旧式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它们都属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骗局。

幸运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不是验证主义瓦解后的唯一结果。事实上，在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算是一个边缘的运动，它主要活动领域在英语系、文学系、和教育系，而不是在哲学系。在哲学系，验证主义的消亡反而伴随着形而上学以及所有其他曾经被验证主义抑制的传统哲学问题的复苏。随着这一复苏，发生了新的和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个新的学科——宗教哲学的诞生，以及基督教哲学的复兴。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基督教哲学家们出来捍卫基督教世界观的真理，他们在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专业协会上发表成熟的哲学论证。在神学家们为神书写讣告的同时，新一代的哲学家们重新发现他的活力。其结果是英美哲学的样式发生了转变。就在刊出神之死几年之后，时代杂志以同样的红字写在黑色的封面故事上，只是这一次的问题是“神复活了吗？”对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神学殡仪业者来说，好像正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对宗教哲学的兴趣继续增长，在1980年时代杂志刊出了另外一个主要的故事，题为“为神把案件现代化”，这个故事描述了当代哲学家们对神存在的传统论证刷新的运动。时代杂志讶异而论，

根据这篇文章，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德里克.奇泽姆认为，无神论对上一代的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最聪明的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他说，但是今天许多聪明的哲学家是有神论者，并且他们用态度强硬的理性主义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在以前的论战中，这是他们所缺少的。

今天宗教哲学在一些新的期刊中涌现，这些期刊包括宗教哲学国际杂志，宗教研究，索菲亚，信仰和哲学，睿哲斯蒂Pholosophia Christi，美国天主教哲学季刊，以及其他的致力于该学科的杂志，至于那些标准的非专业化的杂志就不用提了。基督教哲学家协会，福音哲学协会，美国天主教哲学学会，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团体等专业社团拥有几千名会员。宗教哲学的出版物蓬勃发展，也可在各式各样教科书的存在为证。（同时学生中间对此类课程不断涌现的兴趣也可例证），这些教科书包括如罗和维恩怀特的《宗教哲学》（1989年），斯图尔特的《宗教哲学》（1996），贝辛格等的《宗教哲学》（1996年），波志门的《宗教哲学》（1998年），穆雷和斯达姆的《宗教哲学》（1998年），克拉克《宗教哲学读物》（2000年）。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为他们编辑一期宗教哲学的读物，我收集了就这领域的一些赞成基督教不同的主题的文章。出乎我的意料，罗格斯大学出版社想成为这本书的美国合作出版商。后来我对罗格斯的编辑说：“坦白的讲，你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兴趣让我觉得很惊讶。这是本非常基督教化的书。“他回答说：“我知道，而且这就是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出版基督教书籍是有利可图的。你知道吗？基督教护教学方面的书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现在正在发行的流行书籍。去年，约翰.斯塔克豪斯的著作《谦卑的护教士》的出版社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我与达特茅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壮的辩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标题是《神：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无神论者之间的论战》。

为了让你对这场英美哲学改革的影响有一些感受，我想从昆汀·史密斯的文章中引用一些章节，这篇文章出现在非基督教杂志《斐洛》上。这本杂志感叹史密斯所称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术界脱离世俗化运作于哲学系。“ 史密斯本人是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他写到：

史密斯的结论，

神没有在学术界“死亡”；20世纪60年代末他又回到生活中，现在仍然活着，非常成功的活在他最后的学术据点，哲学系中。[6]

这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的见证，他见证了他所看到的英美哲学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当他估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哲学家是有神论者时，他可能夸大了事实；但是他所估算的确实反映了基督徒哲学家对这个领域的普遍影响。正如基甸的军队一样，坚定的少数积极分子能够产生远超过他们人数比例的影响。史密斯的主要错误是称哲学系为神在大学里面的“最后据点”。相反，哲学系是滩头阵地，是为基督发起行动来影响大学其它学科的基地。

由于哲学是大学里每门学科的基础，所以哲学是能为基督发挥影响力最具战略性的学科。无论是科学哲学、教育哲学、法哲学、数学哲学，或其他，每个学科都有与该学科相关的哲学基础。这些各个学科的哲学不是神学中立。采用支持或反对正统基督教有神论的假设，将会对那个学科带出很重要的发酵效用。这种效用反过来又将它的参与者置于支持或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环境中。通过影响这些各式各样学科的哲学，基督教哲学家以塑造整所大学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下一代的领导者对福音的接纳。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外溢性效应发生在像自然科学这样的领域，在那里，科学与宗教之间不断涌现的对话正在进行，所谓“智能设计”的支持者正在兴风作浪。在智能设计运动中许多关键人物不是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像威廉登布斯基、史蒂夫·迈尔、保罗·尼尔森等等。我乐观地认为，开始于基督教哲学中的革命最终会象发酵剂一样影响到整个大学。

这为什么如此重要？很简单，因为塑造西方文化最主要的机构就是大学。我们未来的政治领袖、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经济主管、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艺术家都将在大学里接受训练。在大学里，他们将形成，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单纯的吸收将会塑造他们生命的世界观。由于这些人是塑造我们文化的舆论决策者和领导者，他们在大学里吸收的世界观将是塑造我们的文化的世界观。如果基督教的世界观可以在大学里恢复到一个受重视与尊重的地位，它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发酵效应。如果我们改变大学，我们就会通过那些塑造文化的人改变我们的文化。

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只因为福音从不会孤立地听到。它总是在人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的背景中听到。一个在基督教仍被视为合理的文化环境背景中成长的人对福音是敞开的，而在世俗文化背景的人却不然。对于世俗的人，您不妨让他像信奉神仙或精灵那样信奉耶稣基督！或者，给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就象一位哈瑞奎师那的信徒，在街上接近并邀请您信奉奎师那。这样的一个邀请显得特别怪异、奇特、甚至滑稽。但是对于德里街上的人，我猜，这样的邀请却显得很合理并会得到回应。我担心，传福音者在波恩、斯德哥尔摩、或多伦多的街道上，看起来就象奎师那信徒一样怪异。在世俗化世界观塑造的大学文化里，福音将不再被大多数成年人作为有效的选择来听取。改变大学，你将通过改变那些塑造文化的人来改变文化。

那么，谁是那些在大学里引进基督化改变最有效率的人呢？简言之：基督徒教师。基督徒学者们的部分任务是帮助建立和维护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让有思想的男女能够听到福音，并将它视为理性上可被接受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基督徒教师都非常缺乏装备来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巨大挑战。让我来提出他们需要鼓励和训练的三个方面。

1、许多基督徒教师需要被鼓励从文化的角度来参与基督教信仰，而不仅仅是参与他们所选择的学科。 鼓励基督徒学者们这样做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会以为，当人们选择以思想作为他们的生活内容时，他们就自然会有理性上的好奇心来了解和探索基督教神学和护教学。但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基督徒教授似乎对基督教的教义理解的非常肤浅，当他们被呼召来捍卫他们内心深处的盼望时，他们是如此的无能。让我震惊的是，当我发现许多基督徒学术家们似乎很满足于在他们特定的领域里拥有深厚的知识，但是对于关乎到他们的生命和永恒归宿的基督教信仰，他们的教育程度仅稍微超过主日学的课程。与基督徒教授们的谈话让我震惊。这些谈话表现出他们对基本的基督教教义都不清楚，这些教义包括三位一体、基督的两重属性，或神的特性。更让我吃惊的是，当我看到他们在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们相信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虽然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他们光彩照人，但提及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时，他们却像不知情的外行人一样。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对圣经教义、教会历史、神学和护教学有更深入的理解。

2、我们需要鼓励基督徒教授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与他们的学科相结合。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所以没有一个研究领域在神的真理范围之外。不知不觉的它就融入到只有神才完全认知的整体中。基督徒学术的目标应该是去发现他的研究领域如何切入神真理的整体计划中。

这意味着，要鼓励基督徒教授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以基督信仰的角度来思想。在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认识到每个人主修学科的前提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世俗的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挑战基督徒教授以基督教的假设前提为根基，准备重新考虑他的整体学科。

我为基督徒同僚缺乏整体思想而愤慨。例如，我曾与一位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任教的基督徒文学教授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教授告诉我，她相信文本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只有读者的想法才有意义。我感到很惊讶，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居然引用在英语和文学系盛行的后现代观点的意义相对性。我问她对圣经的观点是什么。圣经文本没有任何意义吗？，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给圣经的文字他想要给的任何意义？如果把圣经的意思理解成神是恨，他将会送信耶稣的人下地狱是合理的吗？请问“圣经”的含义能是2002年世界杯决赛的薪酬播放帐户吗？她说她把圣经列入没有客观意义之外的文本，因为唯有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但我指出她的这一举动完全是没根据的；从文本的层次来说，圣经跟其他的文本是一样的，与谁是它的作者没有关系，因此应该是客观的没有意义。感谢神，她是一个足以能认识到这结论是神学上不能接受的基督徒！我们的谈话非常清楚的动摇了她的想法：“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切，”她说。“你看，我在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委员会里面，这个公共图书馆曾经面临是否从图书馆禁止色情材料的问题。我争辩说，因为文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意义只存在读者的心中，没有什么在本质上是色情，因此，图书馆应该让这种材料存在。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被后现代主义感染又没有充分反射基督教观点的思想，应该对孩童或色情犯看到色情刊物负责任，这事件启示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督促基督徒学者们发展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性，即使这意味着要重新思考每一种学科的根基和把它们朝着基督教真理的方向改革。

3、我们需要对基督徒教授在他们个人的灵命朔造上帮助他们。学术生活本质上是一个争议的生活。也就是说，它是好斗的，涉及到思想斗争。它倾向于促进自私的野心，自大和竞争力。我记得一位科学家这样说，科学是自私的动机和学科进步幸运结合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不是神所看重的一种智慧。相反，他把这种智慧叫做鬼魔的智慧。查考雅各书3：13-15：“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注意它们的递进关系：“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种世俗的、鬼魔的智慧对自己和他人都具有破坏性。我记得在德国遇到过一个科学家，他和妻子离婚了，渴望去看望他的小儿子。他告诉我们，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的研究，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在追求他的事业上。结果导致了婚姻和家庭的破裂。“我曾经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们。

总之，我们需要呼召基督徒的学者们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对基督所有门徒的呼召。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他们看到，作为基督的公众代表，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常常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被圣灵充满，过讨神喜悦和为神所接纳的生活，并且大胆的分享基督的信仰，不向其他相同学科的教授和学生们妥协。

许多基督徒教授从来没有在大学校园里分享过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实。我们需要训练他们如何与人分享福音，如何引领那个人得到基督的救恩，以及如何带领该人在他未来的基督徒生活中进行门徒训练。

愿神帮助我们试图为基督影响大学，进而影响美国的整个社会！

• [1]

  埃尔文.普兰丁格，“基督教奖学金的两大支柱，”大急流城，密歇根州卡尔文学院和神学院，1990年。

  埃尔文.普兰丁格，“基督教奖学金的两大支柱，”大急流城，密歇根州卡尔文学院和神学院，1990年。

• [2]

  保罗.贝纳塞拉夫，“数学真理不能是什么——我”，在贝纳塞拉夫和他的批评，主编。亚当·莫顿和斯蒂芬，P.施蒂希（牛津：布莱克韦尔：1996年），第18页。

  保罗.贝纳塞拉夫，“数学真理不能是什么——我”，在贝纳塞拉夫和他的批评，主编。亚当·莫顿和斯蒂芬，P.施蒂希（牛津：布莱克韦尔：1996年），第18页。

• [3]

  A.J.艾尔，《语言，真理和逻辑》（纽约：多佛尔刊物，1952年），第六章：“道德和神学的批判”。

  A.J.艾尔，《语言，真理和逻辑》（纽约：多佛尔刊物，1952年），第六章：“道德和神学的批判”。

• [4]

  巴斯.凡.佛如安森在《科学的形象》。由P. 车迟兰德和C.胡克主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第258页。

  巴斯.凡.佛如安森在《科学的形象》。由P. 车迟兰德和C.胡克主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第258页。

• [5]

  “为神把案例现代化，”时代杂志（1980年4月7日），第65-66页。

  “为神把案例现代化，”时代杂志（1980年4月7日），第65-66页。

• [6]

  昆廷·史密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斐洛4/2(2001)：3-4。

  昆廷·史密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斐洛4/2(20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