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教士的装备——给基督教护教士的忠告之一
Summary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类型的培训，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基督教护教士将是最有益的？克雷格博士被邀请来做师大博 Stobb 特别讲员时，给致力从事护教学事工的学生们提供了三个关键性的意见，以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追求。在这篇文章的前两个部分里，他解释了为什么萌芽的护教士在他的学习中应选择专攻一个特殊领域，然后说明为什么分析哲学的学习背景（即使作为历史和科学护教训练的一部分）可以提供坚实的基础。
1983年，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晋升为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哲学系的约翰·奥布赖恩 John O'Brien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选择的演讲题目是“给基督教哲学家的忠告。”今天，我选择的题目也是与其相关的，但略为广泛，题目是“给基督教护教士的忠告。”普兰丁格的忠告是针对那些已经是基督教哲学家的人们，而我的发言可能更适合命名为“给成长中的基督教护教士的忠告”，也就是说，是给那些即将但还没有进行基督教护教学学习的人们。
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无论是在文化塑造上，还是在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上，对基督教护教学的广泛需求和基督教护教学的巨大益处。现在，为了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选择专攻某些领域。
一些知名的基督教护教士们犯了试图成为万事通反而无法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的错误，结果，他们的知识领域可能很广阔，但不够深奥。虽然他们或许能为基督教真理的宣告提出初级的辩护，但在批评的压力下，他们很快就会退缩，特别是在专家的批评压力之下。在大学校园演讲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焦虑缠身，惟恐非基督徒的大学教员出现在观众面前，提出令他们不知所措的异议。如果这确实发生了，他们可能不仅陷入窘迫，还损害了基督教信仰的信誉。从整体上看，仅有普通的基督教护教学知识肯定比没有好，但它会限制您的事工的领域。
除了您继续在其他领域增长见识外，我鼓励您专攻护教学的某一领域。例如，考虑到在英美世界里，过去40多年来基督教哲学持续的复兴，今天，许多最好的基督教护教士不出所料的，都是哲学家。
基督教哲学很自然的就指向基督教护教学。因为它涉及知识论的问题——如正当性、合理性和保证性；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如终极实在、真理和灵魂的本质 ；涉及伦理学—— 如道德价值和责任的存在、价值基础的理论、道德要求的意义。事实上，基督教哲学家难以避开护教学，因为他研究的问题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相关。即使他的结论主要还是持怀疑态度——即我们是无法知道终级实在的本质，这一结论对基督教护教学也极其重要，因为这样的结论会破坏自然神学的计划。因此，哲学领域对护教学有自然的相关性。
a. 护教学训练——为什么有哲学背景对护教士很重要
事实上，我应该说哲学与护教学的关联是如此的密切，即使您不擅长于哲学上的护教学，而选择从事其他类型的护教学，您最好在分析哲学上多下功夫。分析哲学是在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思维的风格与欧陆哲学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欧陆哲学往往是模糊的、不精确的、感性的，而分析哲学极重视并强调明确的定义、仔细的前提描述、和论证的逻辑严密性。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学学者跟随欧陆哲学的带领，这往往会导致陷入层层黑暗之中。在过去40年，宗教的英美哲学复兴表明，重要的护教学问题能够藉哲学分析清晰的光照。牛津大学基督教哲学的名誉退休教授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写到，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悲剧之一，在英语国家的哲学已经发展到具有高标准的论证和清晰的思路时，神学作品风格一直受到存在主义的欧陆哲学的极大影响。这种存在主义的欧陆哲学以非常松散和无条理的辩论风格而著名，尽管它有相当多其他的优点。如果辩证在神学上有一席之地，大规模的神学研究需要明确和严密的论证。托马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邓斯·斯科特斯Duns Scotus、伯克利、巴特勒Berkeley, Butler和佩利Paley都掌握了这一点。神学该回到它们的标准了。[1]
利用分析哲学高标准的推理特征，我们可以有力的表述辩护论据，赞赏和捍卫基督教的世界观。近几十年来，宗教的分析哲学家在一些问题上提供了新思路，如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和保证，神存在的论据，神属性如必要、永恒、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美善，苦难和邪恶的问题，灵魂和不朽的本质，神迹的问题，甚至独特的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赎罪、原罪、启示、地狱和祷告。通过宗教分析哲学家的努力，基督教护教士可获取的丰富资料是惊人的。
如果您想有效地护教，您需要接受分析哲学的培训。即使您的专业领域不是哲学护教学，我也会这样说。无论您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如果您接受过分析哲学的培训，您将是一个装备更完善的护教士。假设您选择专注于科学或历史的护教学，事实是，您将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会是从科学或知识论的哲学产生的。我一再看到，科学家和新约圣经学者们因在哲学上的幼稚，往往从未经检验的假设进行或作出错误的推论。
b. 护教学训练——自然主义的假设是历史护教学的障碍
以历史护教学领域为例，特别是耶稣生平的历史研究。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领域的哲学问题是多么的莽撞。新约学者弗兰西R. T. France已注意到，
以他们文学和历史素养的水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的用福音书作为耶稣生平和教义的信息来源...。事实上，许多古代历史学家会以拥有四个如此可靠的记述[福音书]为幸，这些记述在事后一两代的时间内完成，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早期手稿证据。除此以外，接受他们记述的决定可能是受对超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接受所影响而不纯粹是历史依据的考虑。[2]
弗兰西分析的准确性可以由引导激进耶稣研究会工作的前提获得证明。研究会认为最重要的前提是反超自然主义，更简单的说即自然主义。这里，自然主义认为，凡事必有因，即神迹不可能发生。
现在这个前提为福音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如果您先假定自然主义，即使在您坐下查考证据前，如道成肉身、童女生子、耶稣的神迹和他的复活这样的事迹都要弃于窗外。显然超自然的事件就不能成为历史。但是，如果您至少对超自然保持开放态度，那么这些事件就不能先提前排除。您就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诚实的查考它们发生的证据。
耶稣研究会对其自然主义的前提是非常坦率的。在《五福音》的引言中，他们申明：
当代宗教的争议将围绕在“圣经”中的世界观是否能传承于这个科学时代，并保留作为一种信仰... 。在教条和教义中的基督...不再能指令那些通过伽利略望远镜看过天空的人升天。[3]
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在科学时代相信一个超自然的基督是不可能的呢？毕竟，相当多的科学家都是基督教信徒，并且当代物理学本身对那些物理学领域之外的现实可能性持相当开放的态度。那么反超自然力的理由是什么？
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对耶稣研究会来说，历史上的耶稣照定义必须是一个非超自然的人物。在这里，他们求助于施特劳斯D. F. Strauss的解释，施特劳斯是19世纪的德国圣经评论家。他的书《耶稣的一生,批判性研究》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是基于自然主义的哲学。根据施特劳斯所言，神并不直接参与世界；他只是通过自然因素间接地参与。关于复活，施特劳斯指出，神让耶稣复活和在新潮派的思想下神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冲突的。” [4]
现在仔细听听耶稣研究会对斯特劳斯的评论：
斯特劳斯从福音书中他所谓的“神话”部分（他定义任何传奇或超自然的为“神话”）和历史部分区分出来... 。在斯特劳斯衡量福音而提供的选择是超自然的耶稣（即信仰中的基督）或历史上的耶稣。 [5]
注意：凡是超自然的在定义上都不是历史的。这里没有假定，它只是如此定义。这样，我们彻底分离了信仰的耶稣，或超自然的耶稣和真实的、历史上的耶稣。现在耶稣研究会很干脆的支持施特劳斯的区分：他们说，历史上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之间的区别是“学术智慧的第一支柱。” [6]
但现在历史的耶稣的整个探索成了猜谜游戏。如果以自然主义为前提开始，那么您当然会以完全自然的耶稣来结束！这个重建的、自然主义的耶稣不是基于历史证据的，而是基于定义的。令人诧异的是，耶稣研究会并不试图为这个自然主义辩护；它只是先决条件。
但这个前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要神的存在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祂在宇宙中有行神迹的可能性。只有当您掌握了无神论的证据时，您才有理由认为神迹是不可能的。
有时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会采取稍柔和的路线，先前假定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作为研究耶稣生平历史的先决条件。例如，格尔德·路德曼Gerd Lüdemann 拒绝把耶稣复活作为历史证据的最佳解释，因为复活是一个神迹，路德曼教授用方法论的前提反对神迹。他指出，“历史考证...不把神在历史上的干预算在内。” [7] 因此，复活不能算是一个历史的解释。那么，路德曼凭什么能给这样不算神迹的关键性前提呢？他提供的只是对休姆 Hume 和康德Kant的几句简短暗指。他说，“休姆...说明神迹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定义的：‘没有见证是足够来成立它'。“ [8] 他说，复活的奇迹般构想，是以“自康德以来就站不住脚的哲学现实主义”为前提。[9]
路德曼教授不是哲学家，他是新约圣经的神学家。他在这的做法很可惜的就如典型神学家们往往仅提到著名哲学家的名字。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莫里斯Thomas Morris在他的书《哲学和基督教信仰》Philosophy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中评论，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神学家们对康德或休姆所做的引用，往往只提到皮毛...，但我们很少， 甚至从没看到确切的例证解释哪个论据已经完成了所谓的摧毁工作...。事实上，我必须承认，从来没有在当代神学家的作品中看到来自休姆、或康德、或其他历史人物的任何一个辩论的阐述甚至接近摧毁...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教义，或...神学的现实主义..。[10]
休姆反对神迹的论证在18世纪时已被佩利Paley、莱斯Less、和坎贝尔Campbell驳倒，大多数现代哲学家也把它作为谬误而拒绝它，包括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和约翰·依尔曼John Earman，和分析哲学家如乔治·玛佛诺兹George Mavrodes和威廉·奥尔斯顿William Alston。 [11] 即使是无神论者哲学家安东尼·佛卢Antony Flew，他自身就是休姆派学者，也承认休姆的论点按现在看是有缺陷的。[12] 至于哲学现实主义，至少在分析哲学传统上，这是在现代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因此，如果路德曼，如他所言，基于休姆和康德的假设而拒绝神迹的可能性，那么他得费一番唇舌来解释这一切。否则，他拒绝耶稣复活的假定是基于毫无根据的前提。拒绝了这前提，就很难否定耶稣复活是事实最好的解释。
c. 护教学训练——在隐喻和废话之间绕圈子
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通常没有勇气来简单地否认耶稣复活的事实，就如路德曼所做的。 与其，他们试图通过区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来挽救一些基督教信仰的遗迹。 即使前者（历史的耶稣）是一个在一世纪的犹太迎来最终死亡的纯粹人物；后者（信仰的基督）仍可被视为从死亡里胜利地复活。例如，最著名的耶稣研究会成员之一，马库斯·博格 Marcus Borg，明确区分了复活节前的耶稣和复活节后的耶稣。他说，复活节前的耶稣，仅仅是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不存在了。” [13] 复活节后的耶稣，是“在死后所形成的耶稣。” [14] 复活节后的耶稣活在教会的体验和传统中。
但是，这种神学上的挽救措施使其自身陷入了哲学困境中。根据博格的观点，耶稣在死后真正成为的是一堆腐烂的肉。博格所指的复活节后的耶稣，是基督教会在思维中所想像的耶稣。这对理解博格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博格认为，没有任何所谓复活节后的耶稣这个客观存在的人， 他只不过是存在我们的体验和想像中罢了。
对这最好的类比就是圣诞老人和其原型四世纪主教圣·尼古拉斯之间的关系。尼古拉斯是一个真实的人，活过而又死了。圣诞老人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尽管在孩子们的体验中非常真实，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在，尽管理性的成年人可能相信这个虚构人物所象征的，如给予的精神，但我们并不会相信他还存在。
同理，如果耶稣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能会相信复活节后耶稣所象征的，如爱他人，但我们不会相信祂还活着。我们不会崇拜他、或向他祈祷、或认为他爱我们，因为这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想象所蒙骗。
尽管他使用非常误导人的基督教语言，我认为，在博格的观点里，复活节后的耶稣真的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当博格断言“耶稣是主”、或“耶稣活着”、或“神已经为耶稣澄清了”时，他并不认为这些语句是真实的。这些语句只是一种比喻，博格说，“我肯定这些比喻是真实的。” [15]
但现在我们碰到了真正的困难。隐喻怎样才能成真呢？如果我入内避雨并说，“外面下着如猫和狗的雨！”若说这个比喻是真的，那是什么意思？嗯，这意味着这个比喻所形象地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即外面雨下得很大。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事实，比喻就只是一些字的组合，丝毫无意义。如果我入内避雨并说，“外面下着斑马和犰狳雨！”，那么除非我能给出这些字表达的一些真实的事实，否则他们根本不是比喻，而是无稽之谈。因此，比喻的事实要架在真实的事实的前提上。如果没有真实的事实，那么也就没有比喻的事实。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对复活节后耶稣的声明，如“耶稣复活了”、或“耶稣爱我”，表达了什么真实的事实呢？这里博格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因为他说，关于神，没有真实的事实。他认为，神是不可言喻的，即“超越了所有理性的思考。”他写道，“神是不可言喻的...。神是超越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形像...。所有我们对关于神的思考...都是试图表达这种不可言喻。不可言喻是超越我们所有的观念，包括这一个。“ [16] 但这伴随着他肯定复活节后的耶稣于没有真实的事实的表达中。因此它们不是比喻；他们只是无稽之谈。
但是现在变得更糟了。说神是“超越我们所有观念的。”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观念适用于神，那么即使是不可言喻的观念也不适用于神。神若不是不可言喻的！那么博格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它是真的，那么它是假的。博格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说神是“超越我们所有观念的，包括这一个。“ [17] 但是，如果观念的不可言喻性并不适用于神，那么它就不是“神是不可言喻的”正如博格所断言的。因此，博格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不能得到理性地肯定。
因此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哲学问题有时是具有绝对的决定性，这对基督教护教士是很重要的。没有正确的哲学基础，护教学训练是不完整的。
d. 护教学训练——哲学在科学和神学的对话中的重要性
同样地，在科学和神学兴盛的当代对话中（它与科学护教学极其相关），我一再发现，核心问题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两方面很容易说明这点；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是当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明显涉及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神学理论比较初等的科学，如生物学，哲学问题也插进来了。
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对物种起源的辩论在把大家的注意力移到对理论评价施与按部就班的假设上提供了不朽的贡献。据我对他的了解，约翰逊的主要观点最容易以最佳诠释推断的科学解释模型来表达。
根据这个模型，理论家面对一组要加以解释的数据，从一池活用的选项中选择出最好地解释数据，判断解释的价值是基于这些准则：如解释范围、解释力度等 。现在约翰逊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当前选项池中仅限于纯粹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新达尔文范式neo-Darwinian paradigm可以说是最好的解释。但如果允许超自然的解释(即涉及超世俗智能体的解释)进入当前选项池中，那么显然地新达尔文的解释绝非是最好的解释。
现在是否这样限制当前的选项池，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已经看到了来自著名的自然主义进化生物学家如大卫·赫尔David Hull的陈述，他们或多或少承认约翰逊是正确的。当然他们坚持认为，科学从当前的选项池中排除了超自然主义的解释；科学的本质正是要确定针对这些数据哪个是最好的自然主义解释。但正如我所说，那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科学的哲学问题。当遇到哲学时通常过分天真地科学家，是没有能力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因此，我们所有选择进修护教学的人，无论我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最好能掌控分析哲学。
最后您可以选择专攻哲学护教学以外的一些领域。我已经提到过的历史护教学，它探索新约圣经见证耶稣的可信性。这里一些学者很好的代表了福音新教徒，如克雷格·埃文斯Craig Evans、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达雷尔·博克Darrell Bock、赖特N. T. Wright、和其他英美领域的学者，更不用说我们大陆本土教友了。我还提到了科学护教学，这里需要更多的福音派基督徒，尽管罗宾·柯林斯Robin Collins、乔治·埃利斯George Ellis、克里斯托弗·艾沙姆Christopher Isham、威廉·登布斯基William Dembski、和著名的休·罗斯Hugh Ross等在公众层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专业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伊斯兰教研究，这是新出现的另一个护教学领域。其实，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护教学领域，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雷蒙德·勒尔Raymond Lull和托马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的《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也许更早。但是从9/11以后，随着我们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和它提出的挑战，已呈现出它的至关重要性，。网站answeringislam.org提供了这一领域非常好的资源，该领域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普及作品。还有其他专业领域的展现——例如心理学，其中保罗·威姿Paul Vitz已经做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工作。但是无论是什么领域，我鼓励您选择一个您可以在其中成为专家的领域，以便能有信心和权威的面对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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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Swinburne, The Coherence of The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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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T. France, "The Gospels as Historical Sources for Jesus,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Truth 1 (19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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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W. Funk, R. W. Hoover, and the Jesus Seminar,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Gospels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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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d Friedrich Straufl, 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trans. George Eliot,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C. Hodgson, Lives of Jesus Series (London: SCM Press, 1973), p.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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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nk, et. al., "Introduction,"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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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bid.,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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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rd Lüdemann, "Die Auferstehung Jesu," in Fand die Auferstehung wirklich statt?,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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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erd Lüdeman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trans. John Bowde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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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bid.,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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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omas V. Morris, Philosophy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5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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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e George Campbell, Dissertation on Miracles (1762; rep. ed.: London: T. Tegg & Son, 1834); Gottfried Less, Wahrheit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Gˆttingen: G. L. Fˆrster, 1776); William Paley, A View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2 vols., 5th ed. (London: R. Faulder, 1796; reprint ed.: Westmead, England: Gregg, 1970); Richard Swinburne, The Concept of Miracle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John Earman, "Bayes, Hume, and Miracles," Faith and Philosophy 10 (1993): 293-310; George Mavrodes, "Miracles and the Laws of Nature," Faith and Philosophy 2 (1985): 333-346; William Alston, "God's Action in the World," in Divine Nature and Human Language(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9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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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ntony Flew in Did Jesus Rise from the Dead, ed. Terry L. Mieth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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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rcus Borg, "Seeing Jesus: Sources, Lenses, and Method," in The Meaning of Jesus, by Marcus Borg and N. T. Wright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9),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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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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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bid.,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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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arcus J. Borg, The God We Never Knew (San Francisco: Harper-San Francisco, 1997), pp.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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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 Gresham Mache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 11 (191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