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神我们可能良善吗？
Summary
为什么神是道德唯一合理的基础。
没有神我们可能良善吗？乍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太明显了，甚至连提出这个问题都可能引起公愤。尽管我们这些有神论的基督徒无可否认的在神里头找到道德的力量和决心的源头，使得我们能过比我们若没神所过的生活更美好。然而若声称那些不信神的人不能常常过美善的道德生活似乎显得太傲慢和无知了。确实，令人尴尬的是：他们的生活往往使我们感到羞愧。
但是等一等！ 这种宣告说他们若不相信神就不可能良善确实是非常傲慢和无知的。但是这却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神，我们可能良善吗？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是在以挑衅的方式在元伦理学的问题上探讨道德价值的客观性。我们所珍视并用来指引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只不过是社会习俗吗？类似靠路的右边还是左边驾驶。或者只是个人偏好的表达类似喜欢或不喜欢某些食物？还是它们不根据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合理的独立存在着，若是如此，那么它们的基础是什么？此外，如果道德只是人类制定的习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按照道德行事呢，尤其是当它与我们利益有冲突时？或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对自己的道德决定和行为负责任？
今天我想论证，如果神存在，那么客观的道德价值，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就稳固了，但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就是如果神不存在，那么道德就只是人类的习俗，也就是说道德就完全是主观的并且不具约束力。我们可能采取和我们一向的行为相同的做法，但是没有神，这种行为就不再算是善（或恶），因为如果神不存在，客观的道德价值就不存在。因此，没有神我们就不能真正成为善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相信道德价值和道德责任是客观的，这就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来相信神存在。
那么，考虑一下神存在的假设。首先，如果神存在，客观的道德价值就存在。说有客观的道德价值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人对对与错的看法如何，对和错都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比如，纳粹反犹太主义是错的，虽然推行大屠杀的纳粹分子认为这是对的，它仍然是错的；即使纳粹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成功的消灭了犹太人或洗了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的脑。
依据有神论的观点，客观的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神身上。神本身的圣洁和完美的本性提供了衡量一切行动和决定的绝对标准。神的道德本性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良善”。祂是道德价值的根基和源泉。祂本性慈爱，慷慨，公正，信实，良善等等。
此外，神的道德本性是以神圣诫命的形式体现在与我们的关系上，这神圣的诫命就成为我们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这些诫命是祂道德本性的必然流露， 绝非人任意制定的。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人的整套道德义务可以归纳为两条最大的诫命：首先，要尽力，尽性，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能肯定爱心，慷慨，自我牺牲和平等的客观良善和正确性，并谴责自私，恨恶，虐待，歧视和压迫为客观的邪恶与错误性。
最后，神在有神论的假设上要求所有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的责任。邪恶与错误将得到惩罚而正义将会得到维护。良善最终会战胜邪恶，我们最终会看到我们确实是活在一个维护道德的宇宙中。尽管现世的生活不尽公平，最终神公正的天平总会达到平衡。因此，我们今生所做的道德选择都注满了永恒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能不按照自身的利益甚至承担极大的自我牺牲做言行一致的道德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决定并非是徒劳与毫无终极意义的。
反而，我们的道德生命是有极大的分量。因此我认为有神论很明显的给道德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基础。对照无神论的假设。首先，如果无神论是正确的，客观的道德价值并不存在。如果神不存在，那么道德价值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更具体的说，人类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神不存在，那就会很难找到任何理由认为人类有特殊性或他们的道德有客观的正确性。更何况为什么认为我们需要尽任何的道德义务呢？是谁或什么东西把任何道德义务加在我们身上的呢？迈克尔.鲁塞(Michael Ruse)，一位科学哲学家著述，
现代进化论者的立场...是人类有道德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有生物的价值。道德就跟手脚和牙齿的进化...同样是一种生物的适应。把客观实物列为合理可信的一套声明，道德却落于虚幻。我欣赏当有人说‘爱人如己’时，他们认为他们超越了自我...然而，...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道德只是用来帮助人类的生存和繁殖...任何更深的含义都是虚幻的........ [1]
随着社会生物适应压力的结果，智人进化出了一种“群体道德”的意识，这种意识对我们这物种在生存斗争的延续上发挥着很好的功能。但是并不像是由于任何智人的条件致使这种道德意识成为客观的真理。
此外，无神论的观点并没有神圣的立法者。那道德义务的来源又是什么呢？著名的论理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如此著述，
现今的世代，或多或少都否定神圣立法者的观念，却试图保留在道德上的对与错，他们没有意识到，把神抛开的同时，他们也取消了建立道德是非的条件。因此，即使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有时会宣告如战争，堕胎，对某些人权的侵犯等事情是‘不道德的’， 并且他们自以为说出了一些非常真确和显著的道理。然而，有受过教育的人并不需要被提醒，这类的问题在宗教之外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 [2]
他这么总结，
当代发表伦理道德的作家们可以在不牵涉到宗教的情况下很轻松的谈论道德是非和道义责任，其实只是凭空编织理念之网；这等于说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毫无意义。 [3]
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摆在我们的面前的问题有一个很清晰地了解。问题并不是：我们难道必须相信神才能过有道德的生活？并没有理由认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都无法过我们通常表述的那种良善又体面的生活。同样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能否制定出一个不涉及神的道德系统？如果非有神论者承认人类确实有客观的价值，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他无法制定一个大致上得到有神论认可的道德系统。再或者，问题更不是：我们能否在不涉及神的情况下识别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有神论者普遍同意一个人并不需要相信神来识别如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孩子类似的道理。反而，就如人文主义哲学家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所说的，“道德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本体论的基础。如果它们既不是出于神也没有固定在某些超然的基础上，那么它们纯粹是转眼即空的。” [4]
如果没有神，那么任何认为智人进化而来的群体道德意识是客观事实的基础似乎都瓦解了。究竟人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们也只不过是在不久之前的最近从迷失在残酷无意识宇宙里的微小尘埃中自然演化出来巧合的副产品，而且在相对上算短的时间里他们个别的和集体的注定消逝于毁灭中。有些行为，如乱伦，在生物学上和社交上都没有益处，所以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已成为禁忌；但是从无神论的观点来看乱伦并没有什么错。如果像库尔茨所说的，“支配我们行为的道德原则根植于习惯和传统，感觉和时尚” [5] 那些不追随时尚反而选择去藐视群体道德的人并没做什么比跟不上潮流更严重的失误。
强调人类毫无客观价值的自然主义受到两种世界观的影响：唯物主义和决定论（Determinism）。自然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或物理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纯粹是动物有机体。但是在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非物质的属性（按照你的喜欢来称呼或是灵魂或是精神），那么他就与其它的动物类没有质的区别。对他来讲认为人伦道德完全是客观的就会陷入物种主义（specie-ism）的陷阱。从唯物主义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认为人类比老鼠更有价值是没有任何客观的理由。其次，如果思想与大脑没有分别，那么我们所思所行就都取决于我们五官的感应和我们基因的组成。也没有自由选择做某些事情的个体。但是，如果没有自由，我们任何的选择都没有道德意义。它们就像是木偶四肢被拉扯的动作一样，受感官的感应和器官的结构所牵引。那么木偶或它的动作又有多少的道德价值呢？
因此，如果自然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谴责战争，压迫或犯罪为邪恶的。也没有人可以赞美友谊，平等和爱是良善的。你怎么选择你的价值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了，因为没有对与错；善与恶也不存在。这也意味如大屠杀这种残暴的行为在道德上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你可以认为这是错的，但是你的观点并不比那些认为大屠杀是好的纳粹战犯更合理。在彼得.哈斯(Peter Hass)的书《奥斯辛威之后的道德》中他质问整个社会怎么可能甘心情愿的参与这种由国家发起将近十年的大规模酷刑和种族灭绝而没有任何强烈的反对呢。他认为，
远非鄙视道德，肇事者完全按照道德的要求采取行动，这些道德坚持，无论这任务是多艰难又不愉快的，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延续这么久是因为有新的道德观被制定， 不制裁逮捕和放逐犹太人为错误的行为，反而制定这行为在道德上是可容忍，甚至立定为好的。 [6]
此外，哈斯指出，因为它的连贯性和内在的一致性，纳粹伦理不可能从内部废除。只有从一个超然的至高点，超越社会-文化习俗的相对道德之上才有可能做出这种批判。在神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超然的至高点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一位拉比说，这就像把所有的十诫颠倒过来：你需要杀人，需要撒谎，需要去偷东西。人类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狱。然而，如果自然主义是正确的，我们的世界， 在一个实际的意义上，就是奥斯维辛的集中营。没有善与恶，对与错。客观的道德价值并不存在。
此外，如果无神论是正确的，人的行为就不需要负道德责任。即使在自然主义之下有客观的道德价值和义务，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没有人需要为道德交账。如果生命都以坟墓来结束，过如斯大林般的生活或如圣人般的生活是没有区别的。正如俄国作家陀斯绥耶夫斯基(Fyodo Dostoyevsky)所写的：“如果没有不朽，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 [7]
苏联国家监狱的施刑者对这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沃姆布朗.理查德称(Richard Wurmbrand)如此报告，
当人没有惩恶扬善的信念时，无神论的残酷是无法想象的。没有理由要发扬人性。也无需节制人心深处的邪恶。共产党的侩子手 经常说，“没有神，没有来生，也没有对邪恶的惩罚。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去做想做的事”我甚至听到一个施刑者 说，“我感谢我所不相信的神，让我活到这个时辰来表达我心里所有的邪恶”。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与暴行对待囚犯来表达它。 [8]
鉴于死亡是最终的结局，你怎么生活实在不重要。对于那些断定我们不如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纯粹为自我利益生活的人， 你要说什么呢？这让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像凯.尼尔森(Kai Nielsen)这类的无神论道德家勾勒出一幅相当冷酷的画面。他这么写，
我们一直未能证明理由是需要有道德的观点，或者所有真正理性的人不应当是自我主义者或典型的道德中立者。理由并不能在这里做决定。我为你们所描绘的并不是令人愉悦的图画。反思它就令我沮丧.....纯粹务实的理由，即使对这些事理有很完备的知识，仍然无法带你进入道德。 [9]
有些人可能会说采取道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有最大的自我利益。但很显然的，这并不总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自我利益会与道德发生冲突。此外，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力，像费迪南德.马可思(Ferdinand Marcos)或者杜瓦利尔(Papa Doc Duvalier)甚至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们几乎都可以不顾良心的指令而心安理得的过着自我放纵的生活。历史学家斯图尔特C.伊斯顿(Stewart C/ Easton)总结的很好，他这么写：“人为什么应该有道德是没有什么客观的原因，除非道德在他的社交生活中有’回报‘，或者使他感觉良好”。人为什么要做该做的事是没有客观的理由， 除非他能从中得到快乐。[10] 自我牺牲的行为在自然主义世界观里变得尤其无能。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尤其是你的生命。在自然主义世界观里，没有任何的理由能驱使人采纳这种自我否定的行为。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私的行为只不过是进化调适的结果用来帮助持续物种的生存。从道义上来讲，一位母亲冲进燃烧的房子里救出自己的孩子或者一个士兵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手榴弹来拯救他的同志难道并不比一个蚂蚁战士为了蚁丘而牺牲自己更有意义或更值得称颂。按照常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抗拒这种来自社会生物学压力而产生的自我毁坏行为，反而应该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益的行为。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邀请我们来想像：如果一只蚂蚁突然被赋予社会生物学的见解和自由来作个人的决定。他这么写：
假如他被召来牺牲自己以保全蚁丘。他感到天性强大的压力把他推向自我毁灭。但他自问，为什么他应该自愿...执行天性所催促他自取灭亡的计划呢？为什么他要把其他数百万蚂蚁未来的生存看得比他自己 继续的生存更重要呢？...既然他所是的与他所有的或以后所能有的只是他现在的存在，当然在他不受盲目天性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由，他必定选择生命-他自己的生命。 [11]
为什么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呢？任何不出于纯粹自我利益的行为都在危害这短暂的人生。为别人所作的牺牲都是愚蠢的。因此那种没有道德责任的自然主义哲学使得有同情心的道德和自我牺牲成为空洞的抽象理念。多伦多大学的哲学家，弗里德曼(R.Z. Friedman)，这么总结，“没有宗教，赋有同情心的道德就无法有连贯性的被建立起来。对人尊重的原则和适者生存的原则是互相抵触的。 [12]
我们因此根据神是否存在而来到完全不同的道德观点。 如果神存在， 道德就会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如果神不存在， 那么就如尼采所看到的， 我们最终都会落入虚无主义。
但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并不必要是任意的。 反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考虑因素都可构成道德上的理由来支持神的存在。
例如，如果我们确实相信客观的道德价值存在，那么我们应该随着逻辑被带到神存在的结论。还有什么比客观的道德价值确实存在的事实更显而易见呢？我们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来否认客观的道德价值就像我们无法否认客观的物质世界。鲁赛的推理最糟也不过如基因谬误的教科书例子，最好也只能证明我们对客观道德价值的主观知觉已经演变了。但是如果道德价值是逐渐发现而非发明的，那么这种对道德领域渐进和不可靠的理解并不能破坏这领域的客观现实，就像我们对物质世界渐进和不可靠的认知不能削弱这领域的客观性。事实上我们确实理解客观价值，并且我们都知道。像强奸，酷刑，虐待儿童，暴行这类的行为不只是社会无法接受的-它们在道德上也是令人厌恶的。就像鲁赛自己所说的，“说强奸小孩子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人，他就像那个认为2加2等于5的人一样的错。” [13] 同样的道理，爱，宽容，平等和自我牺牲都是非常好的。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道德上的残疾人，没有理由让他们以受损的视力来质疑我们所清楚看到的事实。因此，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证明了神的存在。
或者考虑一下道德义务的本质。是什么令我们认为某些行动是对的或是错的?又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把道德义务加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我们应该做某些事而不应该做其他的事？这个“应该”又是从哪里来的?传统上认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神藉道德诫命托付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否认神的存在，那么就很难建立道德的义务或者区分对和错了，就像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解释，
责任是一种亏欠...但亏欠只能是对某人或某些人。孤立的责任是不存在的...政治或法律责任的观念就很清楚.....同样的，比这更高的义务，被称为道义上的责任也够清楚，提供那些高过国会议员的立法者一些参考...这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我们的道德义务可以......被理解为神所赋予的。这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意义， 我们的道德义务比我们的政治义务更为重要......但是如果不把这位高于人类的立法者算在内的话，道义责任的概念.....还有意义吗？道义责任的概念在没有神的理念上是难解的。字句依然，但意义却全然消逝。 [14]
由此可见，神的存在是道义责任和是非对错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我们确实承受了这样的义务。我最近去加拿大一所大学演说，我看到一张由性侵犯信息中心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性侵犯：没有人有强暴儿童，妇女或男人的权利。”显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这声明是正确的。但是对无神论者来说， 一个人有不受他人性虐待的权利是讲不通的。回答道义责任根源问题的最好答案是：道义上的对或错是藉我们是否同意出于圣洁，慈爱之神的旨意或诫命而鉴定的。
最后，针对道义责任的问题。我们在此发现了一个相信神强大的实际论据。据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实际论据只能在理论论据不足时用来决定一个紧急和务实的重要问题。但似乎很显然，一个实际论据也可以用来支持或激发对健全理论结论的接纳。那么，相信神不存在，因此在道义上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实在很令人泄气，既然我们无论做什麽，我们的命运与宇宙的命运都依然，我们就不得不相信我们在道德上的选择终究都是毫无意义的。我用“泄气”来指道德动机的恶化。做正确的事情很困难当这意味着牺牲自身的利益，并要抵制诱惑不按照自己强烈的渴望去做错的事。这种无论你选择什么，做什么，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信念，就足以削弱一个人的道德力量因而毁坏他的道德生活。像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的观察，“当我们考虑宇宙历史整体的发展不见得会有好的下场，无论人做了什么，这似乎容易诱发徒劳并玩世不恭的道德生活，消减一个人在道德上的坚持和他对道德考量的兴趣。“ [15] 相比之下，没有什么能比以下的信念更能激励人的道德生活， 如认为自己的行为要能交差，并且个人的选择确实在扬善弃恶上起些作用。有神论因此是一个在道德上优越的信念，而这一点， 在没有任何理论论据来建立无神论的优势下，就提供了实用的理由来相信神和接纳我刚刚给出的两个理论结论的动机。
总而言之，对道德来说神学元伦理学的基础似乎是必要的。如果神不存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没有客观的道德价值观，我们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并且对于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也不需要负任何道德的责任。这种在道德上中立的世界显明是恐怖的。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合情合理的把持客观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责任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神的存在。除此以外，从相信道德问责的信念所产生道德支撑的效果来看，我们还有强大的现实原因来接受有神论。那么，没有神，我们就无法确实良善；但如果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良善，那么神就顺理成章的存在。
威廉.里.克雷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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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Ruse,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Christian Ethics,” in The Darwinian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262, 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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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Taylor, Ethics, Faith, and Reas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5),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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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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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ul Kurtz, Forbidden Fruit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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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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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ritical notice of Peter Haas, Morality after Auschwitz: The Radical Challenge of the Nazi Ethic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 by R. L.Rubenste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0 (199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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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yo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 Garnett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1957), bk. II, chap. 6; bk. V, chap. 4; bk. XI, cha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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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chard Wurmbrand, Tortured for Chris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7),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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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i Nielsen, “Why Should I Be Moral?”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1 (198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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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wart C. Easton, The Western Heritage,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6), p.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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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hn Hick,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1),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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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Z. Friedman, “Does the ‘Death of God’ Really Matter?”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3 (19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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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ichael Ruse, Darwinism Defended (London: Addison-Wesley, 1982), 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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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aylor, Ethics, Faith, and Reason, pp.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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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Merrihew Adams, “Moral Arguments for Theistic Belief,” in R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Belief, ed. C. F. Delaney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9), p.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