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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道德景观》的导读

Summary

定立客观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最基本的准则是什么呢？它的凭据是什么？判断某行为是良善或是邪恶，正确或是错误的因素为何？如果神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能成为客观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的基础呢？科学能回答道德的问题吗？新无神论者山姆·哈里斯认为可以。

本文原载于丰盛（Enrichment）2012年秋季卷。

山姆·哈里斯在近期出版的《道德景观》里大胆的肯定了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的客观性，这是他一项伟大的功绩。要声明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有客观性就是要表明它们并不依据人的意见乃是有效的独立存在着。例如：若说犹太人的大屠杀是邪恶的，也就是说即使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党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甚至假设纳粹党赢了世界二次大战，并成功的将反对他们的人都洗脑或者消灭了，以致剩余的所有人都认为大屠杀是正确的情况下，这举动仍然是邪恶的。

哈里斯强烈抨击他所谓的“过度虚无主义无神论”以及拒绝将残害女童生殖器这类事件定义为道德败坏的相对主义者。 [1] 引用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话，他正确地宣布“假如世界上有个人控制住一个十分惊恐，不断挣扎，高声尖叫的小女孩，用刀片割下了她的私处，然后又缝合好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人应当受到多么严重的惩罚。” [2] 问题中没有提到的是这个人所作的是非常可怕，客观上错误的事情。

客观道德观以及道德义务

那么，问题是，定立客观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最基本的准则是什么呢？它的凭据是什么？判断某行为是良善或是邪恶，正确或是错误的因素为何？按惯例，神是至善的(summum bonum)，他的诫命构成了我们的道德义务。但是，如果神不存在的话，还有什么能成为客观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义务的基础呢？

首先考虑客观道德价值观的问题。无神论为客观道德价值观提供了什么基础呢？特别是，为什么认为人类有客观道德的价值呢？根据无神论者的观点，人类只是在自然界近期的演进中偶然产生在宇宙微小的一粒尘埃叫地球上的副产品——迷失在敌对和无意识的宇宙中——并命定在短时间内单独的消逝和整体的灭亡。对无神论者来说，认为人类的幸福有客观价值， 与认为昆虫的幸福、老鼠的幸福、土狼的幸福等有客观价值， 在理由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哈里斯所谓的“价值观的问题”。[3]

哈里斯《道德景观》一书的目的在于解决“价值观的问题”，来解释无神论为客观道德价值观的存在提供了什么基础。[4] 他明确地排斥了道德价值观是独立地存在于这世界之外的柏拉图式的物体。[5] 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将道德价值观建立在自然界的基础上。然而，自然界本身却是道德中立的，他能如此做吗？

自然主义观点

根据自然主义观点，道德价值观只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调制所带来的副产品。正如一群狒狒能表现出合作，甚至自我牺牲的行为，仅仅是因为自然选择决定了这种行为在适者生存上更有利，因此，智人——作为灵长类的亲戚 ——也因着同样的原因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因为社会生物学的压力而导致了智人之间的某种“群体道德”，这也促进了人类物种的延续。但是，在无神论的观点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来支持这个道德的客观性。

科学哲学家迈克尔·罗斯（Michael Ruse）曾说过，“现代进化论者的立场……是认为人类有道德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有生物的价值。道德被看为生物的适应，不下于手、脚和牙齿……被看为对客观的某种事物合情合理的声明，是虚幻的。我很欣赏当某人说‘爱人如己’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指超越自己的事情。……然而，……这种引用其实并没有根据。道德只是帮助生存和繁殖的手段，……任何更深层次的含义都是虚幻的。” [6]

假如我们人类进化的电影倒带回到开头，并重新放映，进化而来的很可能是具有非常不同道德价值观的人类。正如达尔文自己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一书中提到的，“如果……人类是在和蜂房一模一样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话，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未婚的女性会，如工蜂一样，认为杀死自己兄弟是一个神圣的义务，而母亲们会尽力杀死她们待产的女儿，并且没有人会想要干扰。” [7]

认为人类是特殊的，并且我们的道德观有客观的真实性，就是屈服于物种主义的诱惑——一种对自己物种不合理的偏爱。

如果没有神，任何认为智人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群体道德有客观真实性的根据几乎都被删除了。把神从画面中删掉，所剩下来的似乎只是那生存在微小尘埃上被道德宏伟的妄想所影响的猿猴物种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对人类价值的评价可能令人失望，但是为什么呢，在无神论而言，当他说，“归根到底是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罪恶、没有良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漠不关心的……我们不过是繁殖DNA的机器……这就是所有生命体存在的唯一原因。” [8]

那么山姆·哈里斯打算怎样解决这“价值的问题”呢？他所提议的把戏就只是以非道德条款重新定义“良善”和“邪恶”。[9] 他说我们“应当将‘良善’定义为支持有意识生物体的幸福之事物”。[10] 他这么说，“良善与邪恶只需要包括：痛苦与幸福”。[11] 或者说：“当谈到‘道德的事实’，我指的是一定存在人类和动物的幸福的事实。” [12]

因此，他说，“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有意识生物体幸福的问题。” [13] 因此，他的结论是，“探究是否最大化的幸福就是‘良善’是毫无意义的”。[14] 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将“良善”重新定义为有意识生物体的幸福。 因此去问“为什么生物的幸福最大化是良善？”无异于去问“为什么最大化生物的幸福会最大化生物的幸福？”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循环的说法。这样，哈里斯只是通过重新定义词意就“解决了”这问题。这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

总之，哈里斯并不是真正在谈论道德观，他只是在谈论什么是能促进这个星球上终生的生命的繁荣。这样看来，他宣称科学能将促进人类繁荣的因素展示给我们知道，这是没有争议的。科学当然可以——正如科学能提供我们促进玉米或蚊子或细菌繁殖的因素。他所谓的“道德景观”描述了人类繁荣的起伏，其实并不真正是道德景观。

哈里斯在他的书最后一页的前一页，多多少少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他承认如果像是强奸犯、骗子以及盗贼这类的人能够像良善的人一样快乐的话，那么他的道德景观就不再是道德景观了；而它只是一个幸福的连线，良善和罪恶的人都同样能占有这连线的巅峰。[15] 有趣的是，哈里斯在书的前头提到美国大约有三百万心理变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反而享受将痛苦加在别人身上。[16]

这表示出我们能设想出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其中人类幸福的连线并不是道德景观。幸福的巅峰可能是恶人的地盘。但这揭示在现实世界中幸福的连线和道德的景观也并非相同。因为相同的性质是一个必要的联系。没有一个实体A在任何一个可能的世界里能不同于它本身。因此，如果A在任何一个可能的世界中和B有差异，那么A和B就不是相同个体。既然人类的幸福和道德的良善有可能不是相同的，那么人类的幸福和道德的良善必然不是如哈里斯所宣称的为相同的。当他接受幸福的连线和道德的景观并不相同时，哈里斯就造成他的观点在逻辑上不连贯。

因此，哈里斯并没有解决“道德观的问题”。他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或解释，说明客观道德观怎么能在无神理论上存在。他所谓的解决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术语上对“良善”和“罪恶”任意特质的重新定义所带出与道德无关语义学上的把戏罢了。

这就带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无神理论能为客观道德义务提供坚实的基础吗？义务涉及道义上的责任和节制有关，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在此，《道德景观》的评论员毫不留情地抨击哈里斯尝试为道德义务提供一个自然主义的解释。有两个问题特别明显：

首先：自然科学只是告诉我们事情是什么，而非应该如何。就如哲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曾写的，“科学是指向事实，而非规范；科学可以表明我们现在的状态，但无法表明我们现在状态出了什么问题。” [17] 尤其，它无法告诉我们有为了增进人类的繁荣应当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

因此，如果神不存在的话，还有什么余下是客观道德义务的基础呢？以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说， 人类只不过是动物，动物彼此之间没有道德义务。当狮子杀死斑马的时候，它不过是杀死了斑马，它并没有谋杀了斑马。当大白鲨强迫雌性与它交配的时候，它强迫对方于它交配，但不能说它强奸——因为这些行为没有道德的层面。这些行为不被禁止，也不是强制性的。

因此，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要尽任何道德义务来做任何事呢？是谁，或是什么将这些道德义务加在我们身上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很难想象这些怎么不会只是我们从社会或父母亲根深蒂固吸收的主观印象。

在无神论的观点中，有些行为诸如乱伦或者强奸可能对生物或者社会并无优势，因此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这类的行为就成为忌讳，也就是说，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行为。但是，这完全无法显示强奸或者乱伦确实是错误的，这样的行为在动物王国中持续不断。在无神论的观点中，藐视了种群道德的强奸犯跟不时髦的人不相上下，相当于歌星Lady Gaga的德性。如果没有道德的立法者，那么就不会有客观的道德法律；如果没有客观的道德法律，我们也就不会有客观的道德义务。

哈里斯对于此类问题并没有耐心：“我们应当花多少时间来担心这样一个超然的价值来源？”他对此嗤之以鼻，“我认为键入这问题的时间就已经太多了。” [18] 他只是随便列举了三点，来表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分割只是幻象：[19]

1. 最大化有意识生物体幸福的事实必须转化为有关大脑的事实。也许如此，但是这点是不相关的，因为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认为在无神理论下我们有道德义务来最大化有意识生物体的幸福呢？（难道这样做就是客观的良善吗？）

2. 客观事实已经蕴含价值，既然我们必须重视逻辑一致性，依赖证据，等等。这又让我们看到哈里斯对价值术语模棱两可的运用。这表明客观知识必须具备逻辑一致性，或者证实依据之类为知识的必备条件，这与道德价值完全无关。

3. 事实滋生的信念和价值滋生的信念源于类似的大脑运作。那又怎样呢？难道哈里斯认为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同一个信念吗？这就混淆了信念的根源和信念的内容。只因为两个不同的信念是出于类似的大脑运作并不表示它们就有同样的含义或资讯内容。无论它们的根源为何，有关现况如何的案例和有关应该或不应该如此成立的案例是不同的信念。 一个信念可能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哈里斯的观点因此就缺乏了客观道德义务的根源。

其次：“应当”意味着“能够”。一个人对他无法避免的行为在道义上不需要负责任。例如，如果有人把你推到了另一个人身上，你就不会因为撞到这人而受责怪，你别无选择。但是，哈里斯相信，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已被预先设定好了，而且我们没有自由意志。 [20] 哈里斯拒绝了自由意志主义对自由的说法，也拒绝了相容主义对自由的说法。但是，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一个人需要在道义上为任何事负责。最终，哈里斯承认了这一点，虽然它被隐藏在尾注中。“道德的责任”，照他的说法，“是一个社会的建构”，并不是客观的事实：“按照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讲，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所应当负的责任都是大同小异的” 。[21] ，他全身投入的决定论宣布了在他的世界观对客观道德义务所存任何可能性或希望的泡灭，因为我们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

哈里斯承认“决定论确实威胁到我们对自由意志与责任在直觉上的了解。” [22] 但是，别担心！“自由意志的幻象本身就是幻象。” [23] 重点在，我认为，我们并不真正拥有自由意志的幻象。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证明，不光这种说法在现象上明确是错误的并且也是不相关的。事实仍是，无论我们是否经历了自由意志的幻象，按照哈里斯的观点，我们一切的思考和行动都已完全被预定好了，因此就没有道德的责任了。

结论：

在哈里斯的观点里，不但没有提供客观道德义务的来源并且也没有客观道德义务的可能性。因此，按照他的观点，即使他抗议说事实并非如此，就是没有客观的对和错。

因此，山姆·哈里斯的自然主义观点并没有为客观道德价值或者客观道德义务提供坚实的基础。如果神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就被困在毫无道德价值的世界，在其中没有被禁止的事。因此，哈里斯的无神论与自己的伦理客观主义自相矛盾。

有神论者为哈里斯所提供的答案并不是一套新的道德观——总体来讲，我们有广泛的应用伦理的立场——而是我们可以提供双方都珍视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必要的坚实基础。

  • [1]

    Sam Harris, 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2010), 198. He adds, “I sincerely hope that people like Rick Warren have not been paying attention.”

  • [2]

    Ibid., 46.

  • [3]

    Sam Harris, “A Response to Critics,” Huff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am-harris/a-response-to-critics_b_815742.html. Accessed 11 January 2012.

  • [4]

    Harris, Moral Landscape, 102.

  • [5]

    Ibid., 30.

  • [6]

    Michael Ruse,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Christian Ethics,” in The Darwinian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1989), 262,268,289.

  • [7]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2d ed.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09), 100.

  • [8]

    Richard Dawkins, Unweaving the Rainbow (London: Allen Lane, 1998), cited in Lewis Wolpert,Six Impossible Things Before Breakfas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6), 215. Unfortunately, Wolpert's reference is mistaken. The quotation seems to be a pastiche from Richard Dawkins, River out of Eden: a Darwinian View of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133 and Richard Dawkins, “The Ultraviolet Garden,” Lecture 4 of 7 Royal Institution Christmas Lectures (1992), http://physicshead.blogspot.com/2007/01/richard-dawkins-lecture-4-ultraviolet.html. Accessed 11 January 2012. Thanks to my assistant Joe Gorra for tracking down this reference.

  • [9]

    Harris repeatedly conflates moral and nonmoral senses of “good” and “bad” throughout his book. For example, he says that there are objectively good and bad moves in chess (Moral Landscape, 8). Clearly a bad move in chess is not a morally evil move, nor is a good move good in the sense of moral worth. Harris fails to appreciate that in English “good” and “bad” are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nonmoral senses, as when we say:

    “That's a good way to get yourself killed.”

    “That's a good game plan.”

    “The milk has gone bad.”

    “That's a bad idea.”

    “The sunshine felt good.”

    “That's a good route to East Lansing.”

    “She's in good health.”

    Similarly, Harris' contrast of “the good life” and “the bad life” is not an ethical contrast between a morally good life and a morally evil life, but a contrast between a pleasurable life and a miserable life. He gives no reason to identify pleasure/misery with moral good/evil or right/wrong.

  • [10]

    Harris, Moral Landscape, 12.

  • [11]

    Ibid., 198.

  • [12]

    Ibid., 31.

  • [13]

    Ibid., 1.

  • [14]

    Ibid., 12.

  • [15]

    Ibid., 190.

  • [16]

    Ibid., 97–99.

  • [17]

    Cited in ibid., 11.

  • [18]

    Harris, Moral Landscape, 32.

  • [19]

    Ibid., 11.

  • [20]

    Ibid., 104.

  • [21]

    Ibid., 217.

  • [22]

    Ibid., 218, citing Greene and Cohen.

  • [23]

    Ibid., 112.